1967年10月犹太新年前夕，沙龙居住的哈沙纳小镇沉浸在一片欢乐祥和的节庆气氛之中。10月4日，莉莉早早开车去了特拉维夫，以便利用最后一天再购买一些新年的消费品。
沙龙的儿子格尔从院里跑进屋，向打电话的沙龙招呼道：“爸，我出去玩一会，就在咱家前面。”
刚过几分钟，仍拿着话筒的沙龙就听到门外传来了枪声。他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妙，摔下电话跑出房门，想看看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他看到在院子里，小儿子吉拉德正在一个推带式的围栏里爬玩，旁边站着二儿子奥姆利。在他们不远处的草坪上，格尔仰面朝天地躺着，满脸鲜血淋漓。在他的身边，扔着一支老式猎枪。沙龙马上认出，这支枪是他的老朋友送给格尔的礼物。在他赶紧向格尔身边冲过去时，奥姆利在他身后不停地叫喊着：“格尔告诉那个男孩别瞄准他！格尔告诉那个男孩别瞄准他！”
沙龙已听不清奥姆利的声音，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抢救他最心爱的儿子。他将格尔抱在怀里，立即回头去寻找自己的汽车，但他很快想到莉莉开着车去了特拉维夫。于是，沙龙抱起儿子向街道跑去，拦住一辆汽车，将儿子送往诊所。
诊所医生仔细检查后，知道孩子的生命已经不可挽回，但他不愿明说，只好请沙龙将格尔立即送往特拉维夫的医院。
立刻，沙龙再次登车，坐在后排紧紧抱着格尔。车子发疯似的驶向特拉维夫。尽管诊所医生对格尔头部的伤口进行了包扎，但血仍在向外渗透。沙龙全身上下的衣衫满是爱子的鲜血。
他们的速度还是比死神慢了一步，格尔在父亲的怀抱中停止了呼吸。顿时，沙龙悲痛万分，悲怆地哭唤：“格尔，格尔，你不能这样离去。”
沙龙和莉莉痛哭一场之后，开始考虑爱子后事。由于新年将至，一切必须迅速决定。按照犹太的法律，葬礼必须在日落前进行完毕。
他们决定将格尔葬在戈莉的身边。沙龙随后找到了以色列军队的犹太教士长戈伦，他们一起驱车来到军人墓地。在放着鲜花的戈莉黑色大理石墓碑的北侧，沙龙道：“我想把格尔葬在这里。”
格尔的简短葬礼在特尔·哈肖梅尔医院里举行。当沙龙和莉莉赶到时，格尔已被装入一具简易的松木灵柩之中。沙龙要求最后再看一眼爱子，他的卫兵上前打开了棺盖。格尔头部缠满了绷带，只露出很少一块未受到创伤的脸庞。沙龙握住儿子冰冷的手，又不禁泪如雨下。
不仅仅丧子的痛楚萦绕着沙龙，在事业上他也变得颇不顺心。特别是1968年1月巴列夫担任总参谋长之后，情况日益糟糕。
巴列夫上任后，在关于防御西奈半岛的作战指导思想问题上很快同沙龙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尽管沙龙仅仅是总参谋部的一员，但他仍力争改变巴列夫的设想，他认为那样做将造成一场灾难。
1967年9月，阿拉伯国家首脑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会晤，并宣布三项针对以色列的政策不谈判、不承认、不要和平。
喀土穆会议后，埃及军队对以色列进行频繁的攻击。10月21日，埃军用导弹击沉了以色列的驱逐舰“埃拉特”号，当时该舰正在国际水域巡逻。舰上的45名船员丧生。4天后，以军以炮火袭击了苏伊士城的炼油厂，以示报复。
这次报复之后，双方冲突烈度开始下降。但在这种沉默背后，埃及人却在积极扩军备战，希望在军力强大之后，对以集中一击，以雪六日战争中兵败丧地之耻。
埃军由于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援，重建速度非常迅速，且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有了迅速提高。很快，数以千计的苏联军事顾问也来到了埃及。面对埃及人的备战行动，以色列高级将领中没有人怀疑苏伊士运河终将成为战火弥漫的前线。
1968年9月8日，埃军的一场突然炮击引起了以军较大的伤亡。这导致巴列夫和沙龙开始进行相互攻击。巴列夫认为造成伤亡的原因是没有按照他的建议修筑支撑点防御体系，而沙龙则认为是以军未后撤之故。于是在总参谋部的会议上，巴列夫决定杀一杀沙龙的威风。
过了一星期以后，接着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巴列夫宣布解除沙龙的训练部主任职务，任命耶扎克·霍菲代替沙龙。
几天后，总参谋部人事局的一位军官将电话打到沙龙家中，询问沙龙是否想尽快退役。
沙龙闻听此言非常生气：“我从来没打算离开军队。”
“但是，到下个月你将服役期满。”人事军官道。“我要再服役10年。”沙龙生气地喊道。
第二天果然有人将服役书交给了沙龙，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了填写。但不久，他又接到通知：总参谋长巴列夫拒绝延长他的服役年限。
这时他开始仔细考虑自己将来的道路，年仅41岁的他不愿就此退出社会大舞台。经过一番思考，他决定步入政坛，在仕途上求发展。1969年是选举年，这是一个进入内阁的大好时机。当决心定下后，他立即行动起来。
在政界，沙龙有两位要好的朋友，有时他也同他们谈谈政界的事。其中一位是皮因卡斯·萨皮尔，即以色列财政部长和工党领袖，“六五”战争后曾派沙龙前往香港和澳大利亚访问。此人来自卡法沙巴，紧靠沙龙父亲的农场，沙龙同他自幼相识，两人友谊很深厚。
另一位是约瑟夫·萨皮尔，自由党领导人。他出生于彼塔卡·提科瓦，距卡法沙巴不远，同沙龙也有着真挚的友谊。
多年来，约瑟夫一直建议沙龙向政界发展，他告诉沙龙“你如果想影响人民，将你的关于以色列边界等思想让别人接受，你就必须进入政坛。”
左思右想，沙龙决定去见约瑟夫·萨皮尔。他向约瑟夫谈了他眼前的处境，并表示愿意接受他的建议。同时沙龙还告诉他，自己决定加入自由党。许多年来，以色列政党之间的关系相当融洽，在军队无论属于哪一个政党都丝毫不影响自己的晋升，但到60年代末情况发生变化。由于对戈兰高地、萨马利亚、犹迪亚和加沙地带的解决方法认识不同，工党和赫鲁特—自由党联盟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而沙龙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同自由党的主张非常相近，于是他决定脱离工党，转而加入自由党。
当沙龙向约瑟夫谈了自己的想法后，他谨慎地问沙龙是否真的要退出军队，是否同巴列夫的裂痕无法再愈合。沙龙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约瑟夫答应安排一次他、沙龙及赫鲁特领袖贝京三人的谈话。
贝京对沙龙并不陌生，他们的家庭之间有一种有趣的私人联系。1904年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茨尔去世后，布列斯特立陶宛地区的犹太教牧师曾关上犹太教堂的大门，禁止犹太人举行纪念仪式。就像当时许多东正教领袖一样，这位犹太牧师不喜欢犹太复国主义，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否定了他相信的一切事物。但3个年轻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打开了教堂，不顾这位犹太教牧师的抗议举行了纪念赫茨尔的活动，这3位青年就是鲁道夫·贝京（梅纳赫姆·贝京的父亲）、摩迪凯·沙内曼（沙龙的祖父）和蔡恩·佐马克。9年后，摩迪凯·沙内曼的妻子布卢马还为鲁道夫·贝京接生过一个儿子，即现在的贝京。
但事与愿违。沙龙和约瑟夫、贝京在耶路撒冷旧城的大卫王饭店的会谈并不令他满意。贝京目中无人的态度使沙龙非常反感。尽管如此，考虑到了巴列夫对自己的态度，他还是答应加入自由党，与他们携手赢得大选的胜利。
沙龙加入“赫鲁特—自由党联盟”的消息使工党领袖皮因卡斯·萨皮尔非常恼火。当时他正在美国访问，从报纸上得悉这一消息后，立即打电话给工党军界首脑巴列夫，质问他：将沙龙逐出军界为了什么？知不知道一场困难的选举正在紧张进行之中？知不知道将沙龙推向赫鲁特—自由党联盟意味着将带走大量支持工党的选民？最后，萨皮尔不客气地问巴列夫是不是在发疯，他要求巴列夫立即给沙龙一个新职务，将他从“敌人”手中夺回来。
考虑到工党的利益，巴列夫不得不重新审视与沙龙的关系。在萨皮尔的压力下，巴列夫先同意了沙龙继续服役的申请。然后他告诉沙龙，由于目前没有合适的位置，将给他一项特殊的任务，让他去访问美国或其他同以色列友好的国家，在那里讲学、参观军队和军校，做他想做的一切事情。此举意在使沙龙脱离“赫鲁特—自由党联盟”，同时又可以摆脱沙龙的攻击。
经过认真考虑，沙龙决定接受这一安排。他一来喜欢出访，二来的确不愿去面对约瑟夫和贝京。
在接下来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沙龙访问了美国，参观了一些美国的军事基地和军校，同美国军官进行了交流，此外还去大学进行讲学活动。访美结束后，沙龙又来到墨西哥。接着又到了远东，访问了日本、香港，并参观了朝鲜的三八线。
在11月的大选中，由于各方获票差不多，所以组成了民族团结政府。贝京和约瑟夫都进入了新政府。魏茨曼因加入了贝京的赫鲁特党，也进入了内阁。不久，南部军区司令加维什到总参谋部任职，其原职位闲置下来。1969年12月，沙龙接到命令，到南部军区走马上任。
1973年3月，一个紧急警报使军队认为埃及人好像准备横渡运河来攻打以色列。
这种紧急状态使沙龙和国防部长达扬接触机会增多，他利用时机试探他在国防军中的未来前程。沙龙现在十分想留在军队，期望最终能够成为总参谋长。但达扬的回答心里明白，现任政府是不会同意沙龙作为总参谋长候选人的。沙龙请求达扬允许他继续留任一年现任南部军区的指挥官。但达扬使沙龙非常失望。他告诉沙龙，到1973年底正式任职3年期满后，他将被解除这一职务。
在确信自己晋升无望后，沙龙寄出了他的辞职书。他毫不客气地在报纸上刊登大篇幅文章批评政府。沙龙认为，以色列国防军已经成为一支强有力的军队，但是政府却极为虚弱。他坚决主张政府应该采取一项更为有力的外交政策，并且如果政府有着更强的自信的话，那它将会成功地阻止那些反对以色列以外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的恐怖活动。他陈述了他作为负责犹太人事务的部长为这个国家效力的个人要求。负责犹太人事务的部长是他赞成增设的新的内阁职务。
与他突然要求从军队辞职一样，这些声明也是为了自己能够顺利地步入政界。沙龙的政治目标是改造以色列新政府。梅厄、埃拉扎尔和达扬反对对他的任命，其中部分原因是认为沙龙的个性孤傲和缺乏外交才能，然而沙龙对此不予承认。
在告别军队的聚会上，面对他的官兵，沙龙充满感情地说：“新的情况出现了，它迫使我离开了军队。我想强调的是，这件事完全违背了我的意愿。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应该向鼓励我继续军事生涯的许多人予以理解……我几乎参加了每一场战争，在风云变幻的紧要关头，我被授予特权去为以色列国家效力达25年之久。这是一个辉煌的时期，……我曾为胜利而感到欢欣鼓舞。在失去亲密朋友时，我曾感到无可比拟的忧虑和痛苦的双重悲哀。从个人角度而言，这段时期也包括了一切——无与伦比的幸福和深切的悲哀！我品尝了胜利的幸福，体验了伴随胜利而来的爱和负疚的感情。然而，我也许比任何一位都经历了更多的从幸福的境地跌入痛苦深渊的转折。”
1973年7月15日早晨，沙龙驾车前往设在特拉维夫的总参谋部去接受取消他职务的正式通知，随后，他到国防部又一次拜见了达扬。
告别达扬后，他驱车赶回设在比尔谢巴的军区司令部。在那里，他在一个仪仗队面前举行了简短的仪式，沙龙正式将指挥权移给了戈南，两人公事公办式地互相打趣并互相祝愿。几天后，一位士兵驱车驶往沙龙的家，为后备官员沙龙传送了一些新的官方文件：一封来自总参谋部的官方信件以及一份他离开军队前签署的保密誓言。这就是沙龙在军队里的最后一天，在这一天沙龙告别了他历时25年的军旅生活。
两星期以后，他正式成为一名自由党员。他不想在自己的几乎是这个国家最大的约1000英亩的私营农场中了却余生。沙龙相信，他肯定会在以色列政治中掀起自以色列成立以来最大的一场波澜：建立最终使工党下台的右翼集团。
以色列的政治舞台主要是由联合了不同劳工政党的工党联盟所支配。自以色列建国以来，这个国家就一直由工党联盟掌握。最大的反对党是“加哈尔”集团，它成立于1965年，由赫鲁特和自由党联合组成。除了各宗教政党外，还有一些人数不等的分裂出来的很小的政党，这些政党是由那些与原主要政党有不同见解、或者更多的是不忠实于原政党而脱离出来的政治家组成。这样的政党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由伊格尔·霍罗维茨领导的民族党，它是从工党分裂出来的，并已经历了很大的变动。一个是以萨缪尔·塔米尔为首的自由中心党，它从赫鲁特分裂而来。
脱下军装后，沙龙立即与这两个党的领导人进行了接触，向他们宣传他的关于建立一个包括这两个党和加哈尔集团在内的较大的右翼政治集团的思想。他认为只有把这些力量联合起来才能真正打破工党对政府的控制。
他极为熟悉这个国家的政治形势，人民期望有一个能和工党抗衡的新的政党。从以色列建国直到1973年，工党利用各种组织结构掌握了政府。由赫鲁特和自由党组成“加哈尔”集团就是为了能够建立一个包括足够反对力量的政党以吸引选民。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使其在当时的国会中占了26个席位，但工党却占有58个席（共120席）位。沙龙决心迫使3个右翼政党捐弃前嫌，联合成为一个集团。解决这个问题的重点是贝京，因为他是3个组织中最大的一个组织的领导人。为了促使贝京同塔米尔联合，沙龙出面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了他建立这个集团的计划，并表达了他对现在大家所关心的问题的看法。
这次记者招待会成了一次较大的新闻事件。沙龙首先公布了建立新政治组织的建议，然后简略介绍了这个政党联盟的详细政纲。他向记者大声道：“在安全和外交事务上要强硬，在内政问题上要自由、宽容和民主。”
这期间，在说服贝京把各右翼和中立政党建立成为一个“利库德”（意为联合）的计划的问题上，沙龙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会面最终却不欢而散。贝京和沙龙后来又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谈，这次沙龙成功地取得了贝京的信任。“加哈尔”集团领导人开始讨论建立“利库德”集团，沙龙本人则加入了自由党。
1973年9月5日，赫鲁特接受了自由党的领导，宣布支持建立“利库德”集团。第二天，沙龙被任命为“利库德”集团全国竞选的总指挥。
1973年9月14日，为了避免出现新的危机，“利库德”集团发表了竞选公报：“我们作为‘加哈尔’集团、民族党、自由中心党和大以色列劳工组织的代表，打算在国会、自治市和犹太工人总工会中建立一个共同的政治组织——‘利库德’。我们将戮力为我们的共同目标而奋斗，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保护以色列土地的安全和平，消灭贫困，发展经济，大大提高全民生活水平，改善生活质量和环境，改革市政结构，通过建立一个与执政的工党联盟并行的组织来保证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