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思先生同意这个主张，于是建立了一个政策研究中心。右翼报纸《每日电讯报》的新闻记者艾尔弗雷德·谢尔曼，玛格丽特·撒切尔，以及希思提名的该委员会的候选人亚当·里德利在这个机构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个中心很快就把工作重点从研究西欧转到开始尝试把社会市场理论的经验教训融化于英国自己的思想当中。1974年9月5日，在普雷斯顿的一次演讲中，基思·约瑟夫爵士第一次将货币主义的新经济理论引入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域，并为撒切尔夫人的保守主义所掀起的一场革命扫清了道路。
二次大战以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思想成了历界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基础。他不赞成当时实行的降低工资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不赞成削减任何看得见的东西。他认为，只有由政府出面干预和弥补经济制度中的缺陷，通过财政措施和公开投资增加需求，才是减少失业和缩短萧条的惟一办法。而在另一方面，货币主义正如它的著名鼓吹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所阐述的那样是回到19世纪大卫·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上去了，回到文明的自私自利的理论上去了。根据这一理论：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裁决者，如果法律得到遵守，契约得到履行，劳动分工和市场合在一起将产生最佳经济效果，而无需政府的任何干预。20世纪的货币主义是建立在与此极为相似的观点的基础上的。它的辩护者们说，通货膨胀起因于过量的货币公债；政府不应干预失业问题和生产数量问题，而应尽可能不介入经济和实业界。
基思先生在普雷斯顿的演讲中支持了这一理论，并把凯恩斯主义斥之为只不过是“一届届政府用来减少失业的一种办法，也就是通过赤字财政扩大总需求，其结果导致了通货膨胀，并且也不能真正帮助失业的人们”。接着，他抨击了保守党财政大臣托尼·巴伯的通货膨胀政府和增加政府开支的做法，他认为它们导致了目前的通货膨胀。希思先生没有接受这个观点。
那时托尼·巴伯已退出政界，特德·希思需要一个人接替影子财政大臣的位子。基思·约瑟夫是最适于做此项工作的人，但由于他的观点偏激，并且因为他是惟一对希思的领导地位造成明显威胁的人，他不愿基思·约瑟夫爵士充当他的影子内阁里的第二把手。因此，当希思在10月的竞选失败后逐步筹建队伍时，他选择了罗伯特·卡尔负责财政事务，玛格丽特·撒切尔则担任他的发言人，负有“财政立法和公共开支的特殊责任”。
这是严重失策。玛格丽特出任该职位时正值她的同事们在寻找某个人充当党的领袖的候选人，而她还要在那个位子上与工党就财政法案展开辩论，她还要克制自己，服众全局。
然而，不久特德·希思和1922委员会之间出现了不愉快的局面。实际这个机构建立于1923年，当时是因为某些保守党议员为把奥斯汀·张伯伦从党的领导职位上撵下台所举行的反叛，它现在的作用则是处理那些涉及后座议员利益的行政事务，并使他们的意见能传达到党的最高一层，引起党的领袖注意。委员会由经过选举产生的18个成员组成，由一个执行委员会负责领导，1974年，爱德华·杜坎主持着该委员会的工作。10月14日，即选举后的四天，执行委员会在伦敦爱德华的家里举行会议，讨论议会复会之前的日常事务。然而到会议召开之际，党内不仅出现一些对特德·希思的领导的不满，一些后座议员还纷纷要求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们采取些行动。因此当会议进行中间，他们讨论这个问题出乎大部分人（包括舰队街上的半数人）所料。那天晚上，当18名成员到达爱德华·杜坎的寓所时，尽管会议本来是秘密举行的，但他们意外地遇上了一大群记者，记者们都急于想知道是否又正在酝酿一个1922式的反叛。
出人意外的是，后座议员们只同意必须举行一次新的党的领导的选举，并不一定要把希思赶下台，而是想重新肯定他的地位，并平息对他的批评和骚动。杜坎被委派去向特德·希思解释这一情况，并于翌日回来向执行委员会汇报会谈结果。特德·希思对此很恼火，他一意孤行，从而失去了可能站在他一边的人，他简单地把整个这件事情看作是对他的背叛。
吸取了前一次会议的教训，爱德华·杜坎在米尔克街他任董事长的凯泽—厄尔曼商业银行里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在会上他将汇报与希思会谈的情况。报界又一次知道了这一计划，记者们带了照相机等在那儿，都以头版头条登着“米尔克街的黑手党”的标题，夸张地编造了有关倒希思的密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