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没有表态，但和戈林谈了自己对“犹太人问题”这种不理智的处理方法表示担心，并命令戈林立即恢复法律秩序。那天晚些时候，他给戈林打电话强调说：“所有重要措施必须掌握在一个中央手中。”唯恐发生误解，他又指示鲍曼给戈林送去一封信，强调元首希望在整个问题上必须步调一致。
遵照希特勒的指示，戈林在11月12日召集了内阁级会议，在会上他吼道，“元首对这些行动很恼火，他们没有伤害犹太人，但确确实实伤害了我，因为我是掌握德国经济的人。”
“水晶之夜”骇人听闻的结果大部分报了上来。纳粹暴徒毁坏了7500家犹太商店和100座教堂，而且往往引起邻近的非犹太人财产着火。仅仅柏林玛格雷夫一家珠宝店就被劫走170万马克（相当于375万美元）。暂时估计的总损失为2500万马克（约560万美元）——将完全落在非犹太人的德国保险市场上。与此同时，政府失去了这750家被毁商店的税金收入。这是纳粹“公众启蒙部长”戈培尔射向“自己大门的重重的一球”。戈林在一次会议上严厉地说：“似乎我们的公众自己可以启蒙。”
戈林期望如果德国保险公司在国外重新开展保险业务，能重新筹集到外汇，但他企图让保险公司不付犹太人索赔的希望落了空。
希尔加德“如果我们明确拒绝赔付和承担义务，将是德国保险市场信誉的一个污点。”
戈林：“但我颁布有关法令之后就不一样了。”
希尔加德：“我刚要说这一点。”
希德里奇：“你可以先付保险金，然后由我们来没收付款。这样你们就可以保全脸面。”结果，戈林附署了两部法令，声称要从经济领域驱除犹太人，以外交官被谋杀为由，向所有犹太人社团征收100万马克的罚款。毫无疑问，希特勒和戈林一起想到了这个玩世不恭的主意，以弥补德国日益增大的财政赤字。1938年11月18日，在德国国防会议上，戈林直言不讳地解释说，这笔罚金和出售犹太人的企业所得款项“暂时弥补”了德国预算的不足。
大屠杀之后，仍有一些问题悬而未决。此后几周他签署了一系列法令，为希特勒要求的有秩序和合法地解决
犹太人问题提供了法律基础。
戈林善于两面手法，他在某些地方缓和了反犹太人法令。11月底，他下令释放在外交官被害之后“搜捕行动”中扣押的两万犹太人中所有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为避免过分行为，1938年12月中旬，他签发通报，规定“为确保在处理犹太人问题上行动一致，我要求所有与此有关的法令和其他重要指示在签发之前都应交我审批，因为犹太人问题对我们的整个经济至关重要。”
可是纳粹暴徒仍然随意对犹太人采取行动，这使他很生气，那个月末，他得到了希特勒的明确指示“在这些问题上，我已得到了元首的同意”，戈林宣布，“今后，他的意愿将是唯的一指导方针。”从此以后，不得剥夺犹太人受保护的租借权（即不能收回法律上归他们所有租借权）。希特勒只说了让他们应住到屋子里。要停止没收犹太人的房屋的做法。戈林阐述道，“最迫切的是工厂、企业、农业不动产和森林的雅利安化”。戈培尔11月鼓吹小规模的歧视政策，倡议不再让犹太人使用铁路卧铺车厢或餐车，而戈林则拒绝考虑实行“犹太人专用车厢”，或禁止使用任何公共交通工具的做法。最后他说，希特勒表示犹太文官仍享有领取养老金的权利。
希特勒、戈林、里宾特洛甫和希姆莱对解决问题的途径的看法基本一致。他们都认为犹太人移居坦噶尼喀、马达加斯加和巴勒斯坦是唯一现实的解决办法。1939年1月24日，戈林在内政部组建了中央帝国犹太移民局，命令希德里奇组织一个临时的犹太人机构，负责处理申请、为贫穷的犹太人筹措资金、商定移民去向。戈林坚持要随时向他报告。他规定，“没有我的决定，不得采取任何重大行动。”
戈林主持了这个中央局的成立典礼，其后从德国控制的欧洲地区往外驱逐犹太人的势头越来越大。1939年10月23日，战争迫使盖世太保的海因里希·穆勒下令停止移民之前，已有三分之二的人逃离：30万犹太人离开德国，13万离开奥地利，3万离开波希米亚和摩洛维亚；其中有7万人取道前往巴勒斯坦。
移民只是戈林预见到的可能性之一。“第二种可能性呢”，1938年11月，他不太经心地说：“如果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第三帝国处于外交政治冲突之中，不言而喻，我们这些在德国的人将首先要对犹太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