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税收是维持一个国家运转必不可少的手段。可是，财政税收多少合适？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如果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太多，太重，老百姓就会受不了，怨声载道；如果偷税漏税太多，税率太低，国家财政紧张，入不敷出，又会影响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孟子是深深知道这一点的，所以，他从实际出发，指出，如果按照白圭所提出的税率，二十抽一，赋税倒是薄了，老百姓的负担倒是减轻了，可国家怎么运转呢？除非像那边远落后的貉国那样，根本就没有国家的机构，没有靠财政负担的单位和国家工作人员。但文明进化的中原国家既然已不可能回到像貉国那样的原始状态，怎能实现像貉国那样的税收制度呢？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收得多越好，像暴虐的夏络那样，模征暴敛，把人民逼入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孟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只有恰到好处，才是儒者的追求。
以邻为壑，仁人所恶
【原文】
白圭白：“丹之治水①也愈于禹。”
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②。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付谓之泽③水——一降水者，洪水也—一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
【注释】
①丹之治水：白圭治水的方法，据《韩非子·喻老篇》记载，主要在于筑堤塞穴，所以孟子要指责他“以邻国为壑”。②壑（he）：本义为沟壑，这里扩大指受水处。③洚（jiang）：大水泛滥。
【译文】
白圭说：“我治理水比大禹还强。”
孟子说：“你错了。大禹治理水患，是顺着水的本性而疏导，所以使水流汪于四海。如今你却使水流到邻近的国家去。水逆流而行叫做洚水－－洚水就是洪水——是仁慈的人厌恶的。你错了。”
【读解】
从方法上说，大禹治水顺应水性，重在疏导；白圭治水却高筑堤防，重在堵塞。
从效果上说，大禹最终将水导入四海，而白圭却把水堵塞后流向邻国。导入四海造福人民而于人无害，流向邻国则是损人利己，仁者厌恶的行为。
所以孟子一再说：“你错了。”并不承认白圭治水有什么了不起，更不用说超过大禹了。
从白圭治水“以邻国为壑”联想到我们生活中“以邻为壑”的现象，那可真是比比皆是，举不胜举的了。比如说，一个普遍现象是，自己家里装修得非常豪华舒适，干净得一尘不染，但却把垃圾桶垃圾袋放在与邻居共用的楼道里；自己家里的花岗石地面或木地板或纯羊毛地毯要保持清洁，却把一家人乃至客人的臭鞋子都堆在门外楼道上摆展览，让上上下下的邻居都在鞋阵中捂鼻而行。这只是最为常见最为普遍的生活小事，至于那商家之间的竞争，同事之间的勾心斗角，政治斗争中的你死我活，“以邻为壑”的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总而言之就是一种损人利己，嫁祸于人的行为。
当然，你知道“以邻为壑”，人家也同样知道“以邻为壑”，结果是人人都成了“邻”，成了“壑”’，到时候，也就没有一处干净，没有一处不受灾害了。由此看来，“以邻为壑”的最终结果是害人害己。所以，还是收起这种“仁人所恶”的“以邻为壑”手段，“以邻为友”，大家和睦相处，互相帮助的好。
君子不亮，恶乎执？
【原文】
孟子曰：“君子不亮①，恶乎执？”
【注释】
①亮；同“谅”，诚信。
【译文】
孟子说：“君子不讲信用，怎么能够有操守呢？”
【读解】
关于“信”的问题，孔子、孟子都有表面上看来自相矛盾的说法：
孔子一方面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另一方面却又说：“言必信，行必果，孩在然小人哉！”（《论语·子路》）
孟子一方面说：“君子不亮，恶乎执？”另一方面却又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离娄下》）
这种自相矛盾，正如我们已多次说过的那样，其实正是原则与变通二者的对立统一。在孔子、孟子看来，一方面，“信”是君子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另一方面，又不能拘泥于小节小信。所以，应该以“义”来进行调节变通，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惟义所在。”其实，二者的辩证统一，孔子在《论语·卫灵公》里也已经说到过，这就是“君子贞而不谅。”贞是大信，谅是小信（与孟子本章的“亮”（谅）泛指一般的信不一样）。一句话，要大信，不要小信；要在原则问题上讲信用，不要拘泥固守于小节上的一成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