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年女人坐在角落里看书，那里光线并不好。她夹紧肘部，内扣书页，好像把自己封闭起来，尽可能离别人远一些。她手中的书名里有“儿童性教育”几个字。
多年前，我也曾这样遮遮掩掩。高中时，晚饭和晚自习之间有一小会儿空闲时间，路过新华书店，进去能看十分钟。有一天我发现一本新书，书脊上写着《同性恋亚文化》，我吓了一跳。这书名是什么意思？这样的事也会发生吗？陌生的词语电焊一样刺眼，我似乎应该闭上眼睛，但又想偷偷睁开眼睛试探它的强度。我站在没人的地方迅速翻，见周围有大人来，就把书抱在怀里，封底朝外。晚自习时间到了，跑步去学校，心里默念那本书可别被人买走，第二天再回来看。断断续续看了一个星期，我以为这书里面有什么了不得的坏事，但却没有。合上书的时候，我好像并没有堕落成一个坏孩子。
那时大人都说我乖极了，他们把我的“乖”作为样本去教育他们的孩子，其实我总想做出格的事，看出格的书。十八岁时，我在大学图书馆四楼找到了王小波的《黄金时代》，这本书出了名的“那个”，我是奔着“那个”去的。那个阅览室的书不能外借，我站在墙角，用手遮着封面，一下午读完。
如今我有公开阅读这些书籍的胆量，但也能体会那位女性的忌惮。有一天，馆员打电话问我，在“你选书，我买单”区域，有读者选择了同性恋主题的书，要求馆里帮她购买入库然后外借，这种情况是允许的吗？
我说那个区域都是正规出版物，审批过，当然可以。馆员还是很担心，这个读者好像就是奔着这个来的，按规则一天只能登记一本，她连续三天登记三本不同的书，都是同类主题。我建议馆员先帮她采购，然后和她谈谈顾虑，互相体谅。
我只能这样调停，一百多年前，美国布鲁克林图书馆馆长遇到相似问题，他手下两位馆员阻拦《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汤姆·索亚历险记》进入儿童部，理由是其中有不雅用语。当时马克·吐温的地位并未像今天这样稳固，其作品在不同州县褒贬不一。馆长随即写信给马克·吐温，希望作家能够替自己的作品发声。马克·吐温回信以后，馆员们做出让步。此事在美国媒体激起对选书原则的讨论，保守派言论失势，宽容的立场成为主流，各地图书馆纷纷打开怀抱，更加大胆地采书。
二尾子，脏话，原指代性别不明的昆虫。如蟋蟀，一根尾针为雄性，三根尾针为雌性，两根尾针为中性。“二尾子”后被引申为辱骂性别不明的人。 西安人口已逾千万，晋级“新一线城市”，但我周围的环境究竟够不够新，这很难讲。某非遗传承剪纸大师在茶话会上阐述她对人类灵魂、婚恋繁衍和城市形象的系列观点：“一本书里讲人有灵魂，这太令人惊讶了，是不是？人怎么能有灵魂呢？还有，这世上竟然还有人不想结婚不生孩子，简直是绝后，不孝逆子，世风日下。”她围着绚丽围巾，手在空中指指戳戳：“最让人受不了的是那么多‘二尾子’ 在街上跑来跑去，不像话！”四周哈哈附和，她抿起嘴笑，看样子相当满意她的演说，转头问我：“我说得对吧，这些人有损城市形象，就应该禁止他们上街！”
“某某……有损……形象，应该禁止他们上……”相似的句式，我听过。那是在老城根Gpark举办的阅读节颁奖典礼上，我区选送的一位盲人老大娘获得“民间阅读达人”称号，即将上台领奖，市里工作人员过来交涉说：“能不能别让她上台？盲人眼睛空洞，年龄也太大了，站在台上不好看，影响整体形象，你们还是换个人上台吧。”
我没有亲见，但此事在私下里传开，人们在口耳相接中抹去工作人员的姓名：“就不说是谁了，这职位还说出这种话，真是的。”舞台侧旁的这番阻拦，是谁做得过分，大多数人立场一致。好在事件后来反转，“阅读达人”活动的策划人郑总十分生气，当场和工作人员理论：“这不是选美大赛，这是阅读比赛！”最后工作人员让步，盲人读者在主持人牵引下走上台，讲述自己带动周围人阅读的经历，媒体扛着摄像机围了过来。
陕西方言，“瓜”是傻笨的意思。 我总希望并且相信这些只是偶发事件，在一个正常场合里，这样的工作人员应该是单数而不是复数。然而在我快要离开挂职岗位之时，我见到了复数的笑意，由一个命名引发。疫苗接种推进会议，区委领导询问各个部门对十二至十七岁人群接种有何意见。教育局先举手，他们涉及的青少年人数最多，问得最详细。接着，坐在我左侧的某副处级干部举手问：“瓜瓜娃 能不能接种？”我不懂他说的“瓜瓜娃”是谁，转头看见周围有人偷笑。副处接着说：“就是咱们区的那两个学校嘛，开智学校和小葵花学校。那些瓜瓜娃，有的大脑有疾病，咱们是不是得查一下，疫苗会不会对疾病不太好？”主席台领导点头记录，更多的人心照不宣地笑，这位副处随之得意地笑，大约觉得自己风趣幽默。我低头用手机搜索，开智和小葵花都是特殊教育学校，我才明白“瓜瓜娃”指涉的是哪个群体。这位副处公然运用这样的词汇并且成功赢得笑声，我看向主席台，几次想举手又忍住了。我的职位没有权力批评他。
人们对另一类人的态度更有意思。骡马市南口大厅举办书画展，开幕式在露天地里，引来群众围观。开场是一个俏滴滴的红军战士独舞，有芭蕾功底，花蝴蝶一样打旋，又妩媚又英气。前排领导们窃窃私语：“男的？女的？”
演员翘起尖下巴，我看见了他的喉结。他将红旗软软地揽在怀里，又舍不得似的，一寸寸展开，眼里是揉来揉去的诉说。他在邀请，又在闪躲，一时挺拔，一时蜜甜，一时撩拨，播弄着自己的娇嗔与羞涩。台下老百姓随意扇着扇子评说着舞蹈。前排领导不知所措，直到节目结束还在转身探看左右的举动，确定自己究竟该不该鼓掌。面对这样雌雄莫辨的舞蹈，什么强度的掌声和笑容才是政治正确的，领导，您说。
政治站位的意识，大约渗透在每一位公务员的头脑深处。他们非常警醒，比如“疫苗接种率”，就跟主科成绩似的，考得差一点就紧张。区委书记去市里开会带回消息，碑林区疫苗接种率66%，位列全市第八。他不满意，给我们训话训了一个小时，“第八啊，一不小心就要到落后梯队。我们作为城三区之一，扪心自问，这样的成绩，说得过去吗？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提高认识，发动群众，齐心勠力，推进接种！”
书记一声令下，表格立即下发，将动员接种任务量化为阿拉伯数字。为防止造假，还须登记每位群众身份证号和电话号码。完不成数量的干部，需要写书面报告解释理由，情况严重者要写检讨。达到90%以上接种率的，给单位入口处贴上绿色标签，疫苗排名将在文旅融合排名中占分数，接种率也要纳入年度考评。
不得不说这套管理方法很独特，疫苗数量和职务级别形成美丽的规律，标准的等比数列：
正处，每天动员25个。
副处，每天10个。
正科，每天4个……
书记大手一挥：“散会！”
多亏我职务不高，领到的任务只是十个。我在各个朋友群里吆喝了一天，只动员了三个。我失眠了，我想成为没有任何职务的平民。
为完成疫苗任务，所有带职务的干部都必须带头，这可苦了102室的杨局，他异常害怕打针。这事儿发生在别人身上还能招来怜惜，与他高大健壮的身板结合则有些喜感。他说：不要笑，不要笑，这是当年在体育学院落下的病根。保健室里的针疗把他同学扎得像个小刺猬似的，同学嗷嗷叫，他看了一眼就浑身发抖，从此不能见针。在单位里他一直拒绝年度体检，能躲则躲。可是现在，他已经坐在医生面前，神情庄严，四肢绷紧，胳膊刚刚缠上血压计的绷带，数值立马从120飙升150。医生说血压150不能打疫苗，他闭上眼睛说：“我静静，我静静。”后仰于椅，大口呼吸：“哎呀我不敢看，我怕我晕倒。”我说我和宁馆按住你怎么样，他不说话，直摇头。细针逼近粗臂，他突然拿起手机给同事打电话分散注意力，还没接通，医生就说：“打完了。”我和宁馆笑出声。
中午在饭堂门口排队，同事谢晨的手机响起来，里面传出声音：“请问你是某某某吗？你马上会收到传票……”电话诈骗一贯套路。谢晨给我们挤挤眼，对着手机说：“请问你打疫苗了吗？没打请到碑林区某某社区医院，那里有充足疫苗……”电话那端人声没了，嘟的一声挂断。
为动员群众，我们发明新办法。宁馆打印我区所有接种站地址电话，摆在图书馆前台，见人就劝，可是离那个等比数列依然有距离。馆员献出一计，不如直接奔赴接种点门口，逢人就问“对不起打扰了我是政府公务人员上级要我必须完成动员任务完不成我就要受罚不好意思您能把您的身份证号码和电话号码填在我的表上吗谢谢谢谢。”几位馆员练就新技能，语句流畅，表情谦恭，心态强大，被拒绝一百次总有一次被答应。晚上他们拿着填满名字的表格归来，活脱脱房产经纪推销员。
我局任务完成，街道社区又请求我们支援。他们分到的名额更多，难以完成，递给我们一沓名单和经验：照着名单挨个儿给群众打电话，拨通之前要做自我心理建设，像迎接冰雹那样迎接群众的责骂。万一对方把电话挂了，也别放弃，第二天接着打。群众工作要注意方式方法，咱们态度再软和点，循循善诱，徐徐图之，冰雹有可能变成毛毛雨，有可能雨过天晴……当然，也有可能变成更大的冰雹。
就这样，图书馆常常为图书以外的事忙活到深夜。随后，我们开始新一轮疫情防控，要求馆内控制75%的人流，上级随时有可能抽查。宁馆把普通座椅设置为预约号，每天只开放部分名额。接着她又担忧报告厅，撤了一部分椅子，留下来的椅子间隔一米左右，反复摆置，问我究竟行不行，符不符合抽查标准。
桌椅还没调整好，又来了另一个文件。创文明城市活动，要求公共文化单位在入口或醒目位置有固定、醒目、美观的公益广告景观小品。钢铸或绿化造型，长度不小于三米。如若期限内无法完成，将通报批评，年度考核扣分。
宁馆没辙，我馆入口空间狭窄，如果再添一个三米的玩意儿，那不是景观，那是路障。她向上级电话反映，对方答复不能破例。我建议她撰写一份正式的特殊情况报告，第一，图书馆在地下室，与其他场馆不同，我们无法征用马路空间。第二，馆内入口处狭小，且正对电动扶梯，必须为扶梯预留维修面积，无法做三米景观小品……
离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还有两个多月，为营造良好城市形象，西安市政府深入各个街道暗访，剪辑出一段视频在会议屏幕上播放。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美学风格的城市影像。同是表现西安，这段视频和街头常见的城市形象宣传片不同，没有丝毫的欢快惬意。它通体严肃，像是厉害的教导主任，又混合着侦探片与反腐片的气息。在它挑剔的扫视中，我们的城市换了副模样。车载固定镜头左右摇移、倍速播放，楼宇与霓虹不再作为美景出现，只是作为审核对象裸露在暗访者的视野里。
镜头突然停住，放大细节，夜晚闪烁的灯光中有一处楼体黯淡，屏幕随即打出红色字体，伴随冷静的画外音：“某某路与某某路交叉口某楼宇，未点亮……”
台下观众紧盯画面，右手做笔记，思考这块地盘应该由今天到会的哪个桌牌负责。
镜头继续推进，天色大亮，绿树鲜花一掠而过又戛然而止，一块坑洼地面占据整个屏幕，红色字体和画外音再次出现：“某某社区新铺路面塌陷……”
镜头摇至一所学校门口，熙攘拥堵，红色字体画外音：“某某道路改造，挖开路面影响中考人群通行，收到群众投诉……”
长镜头越来越少，蒙太奇越来越多，视频播放速度加快，频繁指出问题：某某街道文化服务中心管道损坏漏水，污水随意排放；镜头定格，图片左下角：某月某日几点几分，某某社区健身器材上晾晒被褥；定格，左下角：某月某日几点几分，某某街道非机动车辆未按照要求停放在指定区域；定格，某月某日几点几分，西安事变纪念馆地面有垃圾杂物；某某社区入口未见道德模范等先进事迹展示……某月某日几点几分。
视频播放完毕，屏幕变黑，主灯点亮，全场寂静无声。我这才发现主席台上增添了一位街道办主任，略低着头，手持一沓稿件。他向领导轻轻鞠了一下，开始念：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志……我为我们街道工作中的失误表示诚挚的歉意，特做出如下检讨……第一，思想意识薄弱……
我还没从刚才的“纪录片”里回过神来。电影美学里常讲影像与现实的互动，我们这里，影像与现实的互动太快了：方才视频中的问题分别对应三个街道办事处，每个街道罚款一万元，三位街道办主任已排好队，拿好稿，陆续上台念检讨。
建党一百周年纪念日早晨，上级要求我们领导班子集体观看电视转播，并拍照上报。栗主任拿着手机，在办公室内变换三个机位，确保能够反映局长带领三个副局长认真观看电视的正面、侧脸和背影，背影前方还需要包含电视节目实时画面。
过了两天，政府内部召开意识形态会议，学习反腐倡廉典型案例。“肃清赵某某流毒”，批判反面人物高某某：
高某某曾是感动陕西的陕西首善，文化程度二年级，名字都写不好，得国家之利，慨他人之慷，卖豆腐起家，疯狂敛财。对待村里人，他有求必应，不打借条，不催不问。只要认识他，就能给实惠。他曾送给赵某某三十万美元，行贿七千多万……
自从我几次开大会玩手机被批评后，表哥向我传授经验：“你主要是表情管理做得不好。领导说到紧要处，你应该眉头紧缩，拿起手机，看着领导微微点头。恰到好处地若有所思，恰到好处地理解和钦佩，恰到好处地点击屏幕假装做笔记，其实在刷社交媒体。”
在表哥指导下，我的表情管理取得一定成效，但不敢玩手机，只是偷偷在本子上写文章，时不时抬头看看主席台，若有所思状。一次次的会议就这样相安无事，我暗暗自得。有天我无意中看见另几个局长的装备，方知山外有山。
某局长手机背面贴着一张纸，密密麻麻的微缩字，覆盖透明防水胶带。这种纸我熟悉，以前我在学校监考抓小抄的战利品就长这样。这位局长说，对对对，这就相当于考试复习资料，上面印的是他包抓扶贫点扶贫对象的基本情况：
何某某，年龄：55岁，未婚，身体状况：单腿有残疾，高血压，糖尿病。平日种田为生，偶尔给人打零工，年收入不足四千元……
上级随时可能打电话抽查提问，无论局长身在何处，他一概压低声音答复：“等下，我正开会。”然后抓紧复习背诵五分钟，回电话过去，对答如流。
另个局长又掏出裤兜给我展示他的小抄：“河长”文件缩印，提纲挈领地归纳了他负责的一条河流的长度、水质、沿途工厂企业名称、排污状况。最下方印着他需要背诵的河道管理口诀：
污水不排、垃圾不倒、违章不搭、底泥要清理、生态要修复、河面要保洁……
他们对我说：“你要学习的还很多啊。”
局长们说得没错，在不久后召开的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上，只有我一个人出了个大洋相。当时，主席台上说：“请举手表决！”我把手举高。稀奇了，会场举手的人竟然不超过一半。领导们坚持自我，不苟同他人意见，这是可喜可贺的精神。这时候，某局长，从未和我说过话的某局长，压低声音喊我：“杨局，杨局，你别举，你不是人大代表，咱们都不是，不能举，只能旁听！”
咳！
接着，人大委员提问：“有关住建方面资金，请财政局回答。”
财政局答：“老旧小区改造需要往前赶……”
委员又问：“个别项目缓慢，什么原因？”
答：“复工复产是2020年下半年才开始的……”
委员再问：“请统计局就调查工作做出回应。”
统计局答：“有的单位用机器人在某时段抽取数据造假。有的把计算机拆开换网卡，换IP地址，有的用电脑PS假公章……”
这样的会议需要面对人大委员质疑，各个局长微微紧张。而在党校召开的培训会议中，他们则轻松多了，只用听课就好，偶尔分组讨论。开课仪式中我第一次见到了碑林区所有的副处级以上干部，数百人的阶梯式大礼堂好像还容纳不下。前排的正处级干部早已安静就座，后面涌动的副处级实在太多了，忙着找桌牌找座位，如同集市一样拥挤，如同芥子一样平凡。这是名副其实的芝麻官，后排的这些副处要竞争多少年才变成前面那寥寥几排正处，那几排正处又要经历怎样的筛选才能移步主席台，成为副厅。礼堂里的座位分布，直观地展示了升迁的比例。官场的竞争焦虑，在这对比的图景中获得了应然性。
大屏幕上的课件字体全部加粗，“学习历史的目的和作用”是黄色配绿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桃红色，“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是大红色，李世民的袍子为金色，图片底色为宝蓝……看着这样的配色，我大致能猜到讲课者的年龄、说话语气和知识结构。
培训课原本可以讲得很精彩，十余年前，陕西师大的林乐昌先生在课堂上逐句精讲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陈越先生带领我们一起研读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吸引许多外系学生前来旁听。再转回眼前情形，我实在听不进去，好不容易挨到中午休息，跑下楼去。
党校在东关南街，这条街我是第一次来。我漫无目的地往北走，路旁有一家卖烧饼的在排长队。广告牌上写着：一块五一个，每天只卖一千个，每人限购二十个。这么便宜的饼能有多好吃？还这么紧俏？我好奇，也去排队。前面的人十个八个的买，轮了半小时才到我。店里只有两个人，男人擀面，女人烘烤。那个女人从没闲着的时候，她时不时拉出烤屉，观察十个饼的颜色，拿一只大铁夹拈了，左右旋转，前后对调。某个饼皮的金黄色只要稍微不匀，她就把它拎起来，换到另一个温区，不厌其烦。烧饼出炉了，酥香多层，里面的油面椒盐味淡淡的，恰到好处。每个饼颜色均匀，脆脆的口感也均匀，这是她异常耐心的结果。我捧着烧饼，在马路牙子上就忍不住咬了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