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一位叫“杨素秋”的学生报考我的博士生，我和我的同行都惊讶于这位二十二岁的女生即将硕士毕业。她笔试成绩优秀，面试表现也突出，她的从容和聪颖给导师组留下深刻印象。随后三年，她开始了攻读博士学位的生涯。在讨论博士学位选题时，她倾向于研究我提出的文学史阶段之间的过渡状态问题，我开始有些犹豫，过渡状态的问题难度极大，但还是支持她做自己想做的题目。初稿完成后，我可能批评了她。记得她沉默了一会儿，流着眼泪说：我肯定会修改好。现在回忆起这个细节，我想这就是杨素秋的性格，倾听意见，不辩解，用心做。
杨素秋博士毕业后回到西安，在一所大学任教。像大多数导师一样，我也希望她在学术上能够做出些成就。或许因为我对学术体制有所反思，很少向学生灌输学术就是论文项目奖项这类观念。在这一点上，我们师生俩有大致相同的看法。我偶尔去西安见到她，她特别多地谈到自己的教学，谈到想写写散文，几乎很少谈到写论文什么的。我隐隐约约感觉她并不想走传统的学术研究道路，似乎想在书斋之外延伸另一种学术的形式。她也给我看过几篇论文，我觉得很好，说了肯定的话，并希望她做些专题研究。不久，我收到她发来的视频，内容是教学比赛。我认真看了，觉得她真的是一位用心爱学生爱课堂的好老师。大概是2018年的9月10日教师节那天，她向我问候节日，告诉我她隔天就要去美国访学。在美国期间，她对翻译有了兴趣，开始翻译一本关于喜剧电影导演刘别谦的书。杨素秋的兴趣之广，已经超出了我对她的认识，她似乎在摸索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又过了差不多两年，2020年的8月，她告诉我，下个月可能去西安碑林区文化旅游局挂职，她解释说：“不是想做官，是想了解社会。我这个人太书呆子了。”她这样想，我觉得她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到碑林区上班时，正好又逢教师节。她欣喜地跟我讲，碑林区要建一个图书馆，归她负责。此后的六个月，图书馆建成了，她也成了新闻人物。我起初并不知晓此事，一位学生告诉我：老师，杨素秋师姐红了。我开始关心此事时，杨素秋发来了她那篇点击迅速过五万的文章《花了半年时间，我们在西安市中心建了一座不网红的图书馆》，我先看了读者的留言，再回头看了她的文章。一位青年学者，用自己的方式介入社会服务社会，这其中的坚守甚至抗争，体现的正是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品质。杨素秋用温婉的笔调叙述了她理想的图书馆是如何建成的，其中的故事冲突大概是“馆配”还是“自选”图书。我明白了，她挂职几个月，非但没有熟悉“社会”，倒是触犯了某些禁忌。读到她的一句“姐姐我——是不会被腐蚀的，咳，咳”。我不由自主地笑了。这位文弱秀美的女生，在所有的细节叙述中都洋溢着人文主义者的光泽和趣味。这篇柔美的文章无疑遭到了个别坚硬的一瞥，但杨素秋坦坦荡荡。在文章发表不久，《央视新闻周刊》在4月24日做了杨素秋的专访，标题是《杨素秋：公共选书人》。杨素秋在采访中说：图书馆的灵魂是书目，我们要把钱用在刀刃上，在皮囊和灵魂之间我们选择灵魂。
我说的这些关于杨素秋的往事，正是我们阅读她的新书《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的背景，那篇《花了半年时间，我们在西安市中心建了一座不网红的图书馆》文章正是这部书的晓引。这部书并非宏大叙事，但它深深吸引了我，我读到的是一种文化生态，读到的是在其中生长和挣扎的精神建构。它是一本关于“杨素秋们”的书，一幅人文主义的肖像。
在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图书馆”长大的。但在阅读杨素秋的书稿之前，我并未深思过“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这个问题。我们这代人的阅读经验是从贫瘠中生出的一点丰盈，零散却又自由，《老山界》《野火春风斗古城》同高尔基的名字一起流淌在我青年时代的记忆河流里。“馆”这样的规模与建制显得整齐而又庄严，与我的青年阅读经验稍显区别。可是一座区级图书馆从无到有的建设过程被记录下来之后，新生与建构的力量使阅读的光从纸面一点一点透出，弥合了不同的阅读经验。
“小宁，这就是咱们的山寨。”馆的故事是从这里开始的。杨素秋的笔法十分细致，细致到纤毫微末，一串串具体的数字为我们呈现出建馆的艰辛，从选址到装修再到选书。她一行一行地审核出版商送来的书单，读者则一行一行地看到她的用心与认真。透过她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在图书馆建成之后，这些书弹跳起来，一本接一本地随着她奔向图书馆。在仓库与图书馆的往返过程中，她的白色卷毛大衣的袖口蹭得发黄，这样的颜色不仅是爱书人的颜色，更是图书馆内里的情感沉淀之色。我想，进馆阅读的读者会比我更能切身体会到这份爱书之心。
区图书馆没有独立楼体，在商场地下。这是一幅令人惊诧的画面，也是一幅大家习以为常的现代都市素描。地下的弊端很多：餐饮行业的油烟、来往的喧哗……每一项都在捶击着爱书人的心，每一项也都在折磨着这位建馆人的心，她要比普通读者付出更多的心力，她像一位母亲照顾自己初生的婴孩那般，无微不至地照拂着自己的图书馆，也期待着自己的图书馆能够在市中心闪现阅读的微光。在图书馆建成的历史背后，隐含着一位爱书人全情投入工作的心路史，个体的生命在有限的区图书馆中被无限放大。
我想，不用我特意提醒，各位读者也能在杨素秋的文字中看到一个活色生香的西安。从回坊的小吃到舞台上的秦腔，从陕北民歌——“羊肚肚手巾哟——三道道蓝，见个面面儿容易——哎哟——拉话话儿难……”到陕西碑林的文雅风光。写下这些文字的人既是一个善于发现城市的人，也是一个善于感受生活的人。西安这座城市是由西安人填满的，杨素秋的文字是由她所记录的西安人的生机所填满的。她曾写到自己观看广场舞的经历，民间烟火气深深打动了这位爱书人。在广场舞的“动”之后，“静”也随之现身。一位清瘦老人表演武术《鸿雁》，沉稳，缓慢，有力。这位老人的腿和躯干在空中叠成惊人的难度，不是瞬时的抛跌，而是充满气息的移动，动作间他神色呼吸如常。在这座历史蕴藉丰富的古城中，动静的灵息瞬间像光斑一样落在了古城中人的心上。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杨素秋在推进图书馆的运营过程中尤为重视“接地气”。她曾提到约翰·科顿·丹纳在《图书馆入门》中的那个理想“选书人”形象：“这个人首先得是个书虫，有丰厚学养，能带领孩子们阅读好书。但他又绝不应该是个书呆子，不宜过于沉湎于书籍，要多出来走走，以免与底层老百姓脱节，无法了解低学历人群的需求。”引完此段，我们不难看出，杨素秋就是这样一位理想的“选书人”。选书不简单，为公共图书馆选书更是难上加难，既要在专业性和普世性之间做出平衡，又要在个人趣味与公共意见之间把握尺度。在两难的境遇中，与其说我们看到一个文学专业毕业的博士生如何处理自己的专业，不如说看到一位既热爱书籍又热心于社会公益的“选书人”如何在书海中穿行。从成果来看，我想，她并没有辜负自己的专业与兴趣，也没有辜负大众对图书馆的期待。
在建设、推广图书馆的责任心之外，我们还能看到她的善心与教育之心。区图书馆不仅欢迎青少年儿童，也欢迎社会残障人士。馆内建有视障阅览室，配备有一键式智能阅读器、助视器和一体机。高昂的费用并未让这位“选书人”却步，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她所选的书浇灌了更多读者的心灵，“就像走进海里，感受海水一点一点地漫过脚面”，这或许才是对书籍最好的交代，以诗意也以善意回报书中的字句。《“做题家”，我们一起读诗吧》一篇饶有趣味，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启蒙无数青年学子走向文学道路的语文课变得枯索无聊，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再信任语文课能够帮助学子抵达文学，也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鲁迅”变成了一些有标准答案的习题。“做题家”是当下社会的热点，更是人文教育中的痛点，身在大学校园并以文学研究为业的我们面对这样的议题也多是连连叹息。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杨素秋却倡导“一起读诗”，不仅要为其坚定乐观鼓掌，更要为其尚未被工作淹没的诗性鼓掌。这样的乐观与诗性来自她对生活中悲剧的领悟与认识。她写到一个奇才，懂得西夏文，也通文献学与目录学。十七岁已出版两部专著，谈论范仲淹与庆历新政，以及道家思想的政治实践与汉帝国的崛起。这样一位年轻的奇才梦想进入北大以及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但在离高考三个多月时，他因抑郁症自杀。我们无法不叹息，也无法不反思。在以正确率为指标的“做题”制度下，我们的确只能培养出“做题家”。那么，这个时代，书籍究竟何为？杨素秋给我们的回答是：保留、拯救、升华。保留读书的火种，拯救干涸的心灵，升华每一颗向往书籍的美好心灵。
2013年Kindle进入中国市场，其到来让“纸质书”及其身后的出版商瑟瑟发抖，而实际的情况却是诞生于21世纪的电子书一步步沦为“泡面搭档”并逐步退出了中国市场。纸质书为何屹立不倒，我难以说清，但是杨素秋的所作所为与所思所想给予我们一种可能的回答。就像翁贝托·埃科说的那样：“书跟勺子、锤子、车轮或剪刀同属一个类型：一旦被发明出来，便无需改变。”让我们对此稍加延伸：图书馆一旦被建造出来，便照亮了热爱阅读的心，这样的光芒不会轻易消失。我们担忧无人读书，也担忧无人进图书馆，杨素秋与她即将面世的新书会给予我们一份慰藉。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