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当时北京最讲究最体面的西餐馆子，
北京人称之为“老莫”，就像喊对门副食店的老李，
透着那么点亲切。
傍晚时分，414路公共汽车缓缓停靠在普惠南里站，车上蹒跚下来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相互搀扶着，颤巍巍过了马路，消失在对面的楼群里……老人们穿过一个小木屋似的门脸，服务员过来领位时，大堂里音乐响起，还没坐下的那些老人，相互对视了一下，脸上陡然焕发出灵异的光彩……
餐厅是俄式的，菜单上铺陈着奶油烤杂拌、基辅鸡卷、罐焖牛肉、鱼子酱、大列巴……另一张菜单实际上是点歌单：《三套车》《喀秋莎》《伏尔加船夫曲》《小路》《山楂树》……这家叫基辅罗斯的乌克兰餐厅从开业到现在生意一直红火，不起眼的半地下室永远人满为患，永远要订位子。前来就餐的大多数是上了岁数的顾客，把它称作北京市平均就餐年龄最高的餐厅一点都不为过，这里的饭菜和演出能够把老人们带回五十年前的时光。
这是一个特别适合带老人来就餐的场所，我带着父母来过这里，看着乌克兰功勋演员的表演，几乎每个节目他们都会轻轻地跟着哼唱，更有些耄耋之年的顾客，会上场舞步轻盈地和演员们一同表演，可见苏联文化在当年的普及程度。就连我妈至今也还记得一些俄语单词的发音，比如星期天，说出来就是“袜子搁在鞋里”……父母读大学的时候正值大饥馑年代，对俄餐显然没有了解，相比较食物而言，他们更喜欢这里的气氛。而我，对震耳欲聋的音乐并不感冒，我在意的是俄式菜肴，那里有我第一次接触西餐的记忆。
刚来北京读书的第二年，老家的一位学兄，在某进出口公司上班的，说好带我去著名的莫斯科餐厅吃饭，这是当时北京最讲究最体面的西餐馆子，北京人称之为“老莫”，就像喊对门副食店的老李，透着那么点亲切（但真正去吃过的似乎并没有多少人）。
按照学兄的指示，我当天下午就到了他的办公室，聆听他关于西餐的礼仪入门讲座——显然他不放心我这个小老乡，怕我在那个正经地方丢人。当然，我发誓已经努力用心在记那些琐碎的规矩，无奈注意事项太多，以至于我饥肠辘辘坐到老莫的餐桌旁，看见红菜汤刚一上桌，就立即迫不及待地举起了刀叉。
“放下！”学兄低声但十分威严地制止了我，“应该是汤勺！”我拿起勺子，刚想喝汤。“又错了！汤勺应该由内往外舀。”学兄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刚刚不是教过你吗？”我低着头，手持汤勺胆战心惊地朝四周看了看，怎么感觉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这里了呢？汗如雨下啊……那是我有生以来吃得最漫长的一顿饭，我不断地被纠正着：“手拿酒杯的位置！”“刀叉怎么和餐具碰出声响了？”“咀嚼时绝不可以说话……”那次魔鬼饮食训练带给我的阴影太大，它简直让我对人生产生了动摇，以至于在学校食堂，免费蛋花汤的大桶里，我都会不自觉地由内而外地溜边儿沉底。
更搞笑的是，这之后我连续四五年再没吃过西餐——如果KFC不算的话——直到研二那年，我有机会给《生活》杂志一位摄影师做助理。我当时想，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机会终于到了吧。见这位老外之前，老师就提醒我，摄影师六十多岁，哈佛毕业，很大牌，得奖无数，世面见得多，要我注意礼节什么的。我心说，起码吃饭问题不大吧，好歹我这不在食堂练了几年汤勺了？令人沮丧的是，我陪的这位老摄影师酷爱中国，走到哪里都要吃中餐，筷子耍得上下翻飞的，直到他临回美国的那天，我表现西餐礼仪的机会才姗姗来迟。
建国饭店西餐厅，我貌似很不经意地点了羊排、牛肉清汤，老外也要了类似的。我又默念了一遍当初学兄的教导：左手叉、右手刀，阿弥陀佛……我刚搔首弄姿地拾掇起餐具，只见我景仰的大牌摄影师两手一拍，迅速从盘子里拣了两根薯条，“嗖”地就杵汤里了，稍事浸泡便照直放进口中，大手一抹嘴巴：“Delicious!Help yourself.”哦，我的人生！我精心准备的才艺表演，就这么被他生生噎在那里，定格了。
如今，陪父母坐在基辅餐厅的半地下室怀旧。他们在歌声和舞蹈里感念自己逝去的韶华，社会主义苏联对他们影响巨大，那时候有句预言式的口号，叫“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尽管苏联已经烟消云散，但曾经的理想还会让他们激动。我自己也到了怀旧的年纪，坐在他们对面，点了份红菜汤，用汤匙由内而外舀起，以怀念我青涩的西餐初夜。
2009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