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烧饼的那一刹那，她觉得爷爷一定是个好人。
“找对象，其他都是次要的，一定要心好。”
家父是个烧饼爱好者。
有回吃比萨，全家都吃得很欢乐，只有他，手捧着一牙儿，眉头紧锁。“要是把上面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去掉，”他嘟囔道，“兴许就好吃了。”我常出差拍片，每到一地，都会寻找当地的面食，尤其烧饼，这是受我父亲的影响。
烧饼吃久了，慢慢发现一些规律。在我们广袤的国土上，这种烘烤而成的面饼，尽管制作手法大同小异，但从天山脚下的脸盆大小，一路向东，逐渐缩小，到长江下游时，已经手可盈握。新疆的烧饼叫馕，制作方法相对简单粗放，而到了苏杭一带，小小的蟹壳黄已经有很多细密的分层，工艺以及辅料也复杂一些。如果从西向东，把各地的烧饼摆成一排，看上去更像由大到小的一串行星。它不仅能够看到面食流变的痕迹，也和地域物产的丰饶程度大体相关。当然，这个话题很容易招惹地图炮，我们不展开讨论。
我的老家，理论上属于大中原地区，因此在烧饼这件事情上，能够看到来自东和西两个方向的影响。是的，从烧饼制作的方式方法到它的外观，老家的烧饼分两大类：油多，起很多层酥的，我们叫油酥烧饼；以面为主，很少放油，有点甜咸各半的，则叫作缸贴子。
老家的油酥烧饼，需要一个水缸当内膛。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水缸是过去人家用来盛放清水的容器，司马光砸缸的舞台道具，开口大，收口小，粗陶制成。把水缸倒扣，锯掉底部，下方生火，缸壁的弧度让炙烤非常均匀，尤其是上层封盖了以后。
做油酥烧饼的面要醒得足够，在案板上反复揉制，轻轻一抻，不致断裂，在擦了油的案板上，一扯，一摔……我小时候以为这就是打烧饼中“打”字的由来，摔打嘛。后来明白在中文语境里，这种说法比较普遍，新疆叫打馕，陕西做月饼也叫打月饼，有一部电影叫《啊，摇篮》，讲陕北的故事，主题歌就有这样的词：“八月十五月儿明，爷爷为我打月饼，月饼圆圆甜又香……”
每次摔打和抻开后，都要用小面杖擀成长条儿，然后涂上厚厚的调料，调料的主味是盐、猪油、葱花、胡椒粉。再搓成卷，如是者三，最后擀成饼状，沾上芝麻，一手相托，由下而上快速贴紧缸壁。贴好的烧饼起酥后出炉，还要在炉边继续用较低的温度烤制，直到它外表焦酥，一口咬下，碎末飞溅。宿州南乡祁县镇，烧饼用驴油打底，状如马蹄，谓“马蹄烧饼”，在我老家最为有名。其实，这种做法在苏鲁豫皖各省都能见到。
比油酥烧饼更极致的是一种叫油酥馍的，在我出生地灵璧县称之为“火食”，我猜测或许是中原官话“火烧”的变异吧。它是在一个平底的鏊子上不断刷油煎制，待蓬松起酥之后，再刷油，置于炉膛内和炉口边分两次烘烤，结果是由里及外地酥脆。这种油酥馍最好吃的方法，是起酥后，用铲刀从中间一分为二，灌上生鸡蛋继续烤，那种香是非常上脑的。
不过，比起油酥烧饼和火食，我父亲更偏爱“简版”的烧饼，也就是缸贴子。望文生义，面饼在水缸内一贴就成。这实际上和西北地区的馕、长江流域的草鞋底大同小异。缸贴子很瓷实，一个大约二两左右，用发面制作，长方形，沉甸甸的，大小可以遮住孩子的脸。发好的面，醒透，摔打成细长的条，只抹一点点混合着油的葱花，卷起，用手按扁，再用小擀面杖往两头轻推，面饼贴进炉膛内，遇热迅速膨胀，有巴掌这么厚实，外表焦香，内瓤却不分层，但底部会被缸壁炙出诱人的焦壳。
尽管操作简单，缸贴子也有油酥烧饼没有的工艺环节，这就是烘烤之前，打烧饼的，会在生面上用刷子轻轻扫上一些糖浆水，再敷上几粒芝麻。糖水和面遇热，散发出炙烤的香气，这就是一百年前法国化学家发现的非酶褐变反应，也叫美拉德效应，它能刺激享用者大脑分泌多巴胺，产生快乐的感觉。在我后来制作的美食纪录片里，美拉德这个词被反复地提起，烤鸭、烧猪，凡是靠热辐射制作的食物，几乎都存在着美拉德效应。
但我坚信家父并不知道美拉德是何物，他偏爱缸贴子的理由，除了他自己解释的“火食油大，太腻”之外，我分析可能也有缸贴子价廉物美的因素。对于他这一代人来说，缸贴子显然更实在，耐饥，能迅速带来温饱的感受。童年时经常听大人说笑话，谈论伟大领袖平时吃什么，答案永远是：缸贴子夹油条，喝糖茶。所谓糖茶，就是开水冲白糖罢了；而缸贴子夹油条，面香裹着油脂香，还有丰富的口感层次，今天想来也是馋人的。
童年时代的记忆里，家父十分严厉，但在外面，他又从来谦卑随和、谨小慎微、与世无争。上世纪90年代初，我和妹妹们都大学毕业，分配在北京工作，父母身边一下清静很多。为了我们方便回家，父亲做出了一个决定：奔波长达一年，把工作调动至铁路沿线的宿州市。那时，他已经年过半百，突然改变工作和生活环境，现在想来是需要勇气的。
当时，新单位还没有解决住房，他和我母亲暂时租住在宿州市府巷一个逼仄的民房里。我们几个子女，不免开始后悔，或许当初不应该有回家路途漫长的抱怨，也担心他们人地两生的各种不便。一向乐观的父亲，在来信里，却把新家描述得非常舒适，同时，记得他还特地注明：一出家门的巷口，就有一个卖缸贴子的小摊，“每天都能吃到刚刚出炉的烧饼”。我今年还特地去看了那个地方，由于“创建文明城市”，烧饼摊儿已经改成了煤气烘烤，味道大不如前。但父亲还是很激动地买了一只，很烫，一边走，一边换手，边吃边吹。我站在一边看着，心里想，也许他确实太喜爱这种东西了。
从美食的角度看，油酥烧饼，或者火食，无论口感、香气、质地、外观都更应该属于高一个层级的食物，但这并不能改变父亲对缸贴子的热爱，曾经的一段经历，或许更能够解释其中原因。
我父辈家境清贫，兄弟姐妹甚多，父亲是七兄妹中唯一的幸运儿——十八岁那年，他考上了合肥师范学院（今安徽师范大学），这意味着生活由国家负担。那是1959年，即教科书上所说的“三年困难时期”。和全国一样，大学的饭菜非常寡淡，一些口述史中曾经这样描述学生食堂：“早上洪湖水（可以见底的粥），晚上浪打浪（菜汤），中午小二黑（两个红薯面窝头）。”当时他每月的菜金是九元钱，而合肥市区，计划外的猪肉价格，议价每市斤八元。大二那年，他去东郊安徽纺织学院看望同学，路上突然看到一个打烧饼的小摊儿，一个面饼，没有粮票要卖到六角，这相当于他整整两天的菜金。踌躇再三，父亲最终买了一只……“这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香的烧饼，每一口都香。”父亲说。
关于他多次说起的这段人生中烧饼的故事，我是去年才听到完整版本。1960年，横穿合肥市区看望同学的路上，他还有一个同伴，一位来自大别山区的同班同学，恰好这位女生也有一个高中同窗在纺织学院就读。两个学校之间有十几里路，食堂的伙食几乎支撑不了这段行程，在遇到那个烧饼摊的时候，父亲犹豫了半晌，买了一只烧饼，然后分成了一大一小两块，把大的那块递给了女生，自己很快吃完了小的部分后，咬着嘴唇，静静地，看着女同学一点一点吃完。
如你所知，这个女生后来成了我的母亲。
半个多世纪后，我的儿子乐乐决定去海外念大学，临行之前，我母亲自然准备好了一些反复打过草稿的叮嘱。祖孙间谈到了学业，谈到了生活，也谈到了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比如恋爱。奶奶拉着孙子的手，乐乐温驯地坐在那儿，眼睛看着天，用非常大的耐心，听老人讲完了这个完整故事。奶奶最后总结说，分烧饼的那一刹那，她觉得爷爷一定是个好人，会一辈子对自己好。“将来，无论你找一个什么样的对象，其他都是次要的，”奶奶说，“一定要心好。”
2019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