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家雪糕批发门市开在一个菜市场的入口旁，临街的一边是店面，后面还有个小型冷库。原本我以为自己只是去送货，我同学就是这么告诉我的。可是去了之后才发现，我还要自己去找业务，实际上我是业务员而不是送货员。假如早知道这点，我就不去干这活了。之前在专卖店打工时，我已经发现自己不喜欢也不擅长做销售。我的沟通能力没有问题，但做销售工作需要游说对方，我尤其不适应这种带有利益目的的交谈。反过来我也特别害怕碰到向我推销的人。不过我已经辞了快餐店的兼职，那个门市的老板又是我同学的亲戚，所以我决定还是试一试。
结果不出我所料，我真的不能胜任这份工作。每天我要骑着自行车，把附近的大街小巷逛个遍，看到有商店的雪糕柜空了，就问老板要补些什么货，然后给他们送去。但在我之前，门市里已经有一个全职的业务员了，他总能抢在我前面填满那些客户的冷柜。因为他有一部手机，而我只有传呼机，我甚至都没有告诉任何商店老板我的传呼号码。我的竞争对手已经和大多数商店建立了关系，缺货的时候人家会打电话给他。我其实也买得起手机，但我不想接到客户的电话。我宁愿跟在他身后捡漏，或是去找一些他瞧不上眼，离我们很远且零散的客户。
但这些还不是主要的原因。我的竞争对手在给客户送货时，会主动帮客户把冰柜里的雪糕分门别类地码好，同时和客户天南地北地聊一会儿天，混熟关系。而我和他比简直是呆头呆脑，根本想不到要那样做。后来有人好心地提醒了我，但我还是做不到。实际上每次我把货送到地方后，就连一秒都不想留下来。和客户待在一起，我不知道该聊些什么，可是啥都不聊气氛又尴尬，于是我的客户越来越少。我的竞争对手原本还对我有些忌惮，后来则完全无视我的存在了。不过我也不着急挣钱，因为我晚上还在读书，所以给自己找了个借口：我要等毕业后再找正式的工作，现在这个就权当挣零花钱。
这段时期我出现了一些轻微的社交恐惧症状，我开始不自觉地回避交际，尤其是回避与人建立交情。导致这种情况的因素非常多，我想花一些篇幅探究这点。有两件在较早时发生的事，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我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之前我在酒店实习的时候，有时要上一种两头班，即把一天里的工作时间分成两段。比如早上9点上到下午1点，然后下午5点再上到晚上9点。这种班大家都不喜欢，因为中间隔开的时间不好安排——回家的话等于多花一倍通勤费用和时间，不回的话待在酒店里又很无聊。因此主管在排班的时候，给每个人安排的两头班天数是相同的。
我记得有一次，一个上两头班的同事临时找我调班，她好像是家里有事要处理。按照惯例，这天她用两头班换了我的普通班，改天应该用普通班换回我的两头班，这样才公平。可是我却觉得，她换班是事出有因，同事间就该互相帮忙，换来换去的不但麻烦，而且显得我小气。于是我对她说，不用再跟我换回来。可是大概因为很少有人像我这么做，要不就是我的表情看起来太恳切（入戏太深），令她觉得有点奇怪。所以她随口问了我一句为什么不用换回来。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下了班也没地方去，对我来说上两头班和上普通班都一样。我这么说其实是为了让她安心，不必为欠我人情而耿耿于怀。可我说的并不全是真话，哪怕我下了班没事干，我也不想把时间都搁在酒店里。
当年我很害怕别人挑剔我的品德，只有站在道德高地上，我才会感觉安全。今天我已经认识到这种不安感主要来源于我的家教。而在这件事情里，我其实是害怕别人指责我小气和计较，所以才故意表现得无私。这其实也是从我父母身上学来的。可是我父母那套无疑已经和时代以及现实脱节。我没有料到的是，那个和我换班的同事，过了几天后又来找我换班。这次她不是因为家里有事，而是直接告诉我她不喜欢上两头班。她拜托我说：反正你觉得普通班和两头班没有区别，那我们就再换一次吧。她是那么坦诚和直率，我根本没办法拒绝——我原本就特别不善于拒绝人。于是我又跟她换了。但这还没有完：隔了几天后，另一个听说此事的同事，也提出要和我换班。
最后是我一个同学帮我化解了这场“危机”——倒不是因为我向他求援，而是他看不惯提出和我换班的那个同事。他可不像我那么害怕得罪人。有天那个同事又来找我换班，恰好他就坐在我旁边，听到那个同事说的话后，他随口就讽刺了几句，两人为此还口角了起来——那个同事说我同学多管闲事，我同学则反唇相讥说她不要脸。这个时候我在旁边还当起了和事佬，劝他们不要争吵——也说不清这是愚蠢还是虚伪了，或许兼而有之。不过这么一来，之后就没人再来找我换班了。
当年我总体上是个很温驯的人，在别人面前很少坚持自己的意见，多数时候都是服从别人的主张。我发现在很多事情上，大多数人都比我更成熟和清醒。在处世这方面，我的家教几乎完全空白。我父母从没教我和人相处和沟通的技巧，以及怎么避免吃亏等。相反，他们对我的教育是假设了这个社会上所有人都和他们一样克制、自觉、服从和无私（这种无私是指从国家和民族的高度看待自身的利益和得失）。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后来我才认识到，很多人连换位思考的基本意识都没有。而我当然不喜欢吃亏，我可没有高尚到即使吃亏也还心无怨念。那么要摆脱这种困境，要不我就学会怎么拒绝人，要不就索性疏远所有人。显然对我来说，后一种方法更容易。
另一段经历则发生在我到专卖店和加油站打工的这段时期。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初中同桌，是我整个学生时期最亲密的朋友。后来我从职业中学毕业，马上就开始工作了，他还在读大学。我在专卖店上班时，曾送过他一个西门子手机，还帮他办了号（当年不用实名），往里面充了话费。这总共花了我一个月的工资。而我自己则过了一年多才用上手机，而且买的是二手。因为我舍不得给自己买新手机。当时传呼机才两三百块钱，服务费也很便宜，街上到处有公用电话亭，手机对我来说不是必需品。我送他手机是因为在大学里，同学间难免要攀比，而且他还交了女友。手机在那个年代，不仅是个通话工具，也是个炫耀的道具，起码在学校里还是。我感觉自己已经工作了，算是个社会人，而他还是个学生，可以支配的零花钱有限。基于这一点，我觉得既然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理应和他分享。
其实他家的经济条件远比我家好，他父母的收入都比我父母高。我家六口人住五十几平的房子，他家四口人住一百多平的房子。不过当然了，这不代表他父母会给他买手机。我们男生之间是把对彼此的友谊看得重于家人的。我们什么事情都瞒着父母，但朋友间却无话不谈。可是我完全没有料到，此后他就开始频繁地向我借钱，每个月我发工资他都要借。而且他借钱不是提出一个具体的数目，而是先问我有多少，然后有多少借多少。这使我手头一直很拮据。他明明没有收入，花钱却大手大脚；我每天辛苦打工，反倒过得节俭窘迫。有次他让我上班时顺路带钱给他，他就在我加油站附近的麦当劳里等我。我把钱交到他手上时，表面仍然热情友好，但心态已经失衡了——其实我也想吃麦当劳，但我舍不得啊。二十多年前麦当劳还比较时髦，对我很有吸引力，但我嫌它太贵，所以极少去吃。而他都到了借钱度日的地步，却还那么铺张和潇洒。而且我知道他不是偶尔吃一次，而是经常吃。我强烈地感到愤愤不平：一个舍不得吃麦当劳的人，借钱给另一个人去吃麦当劳，这难道不荒谬吗？更气愤的是，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这点。
他还提出把自己的游戏机和卡带卖给我，好像前后还卖过两台。其实我并不是很想买他的游戏机，但我不懂怎么拒绝。所以我借出去的一些钱，就变成了游戏机和卡带。不久后他又从我手里把游戏机借了回去，我等于花钱买空气。于是我对他越来越不满，但又苦于无法向他挑明。我觉得为了钱的事和朋友闹翻是可耻的。事实上他还用了好些方法从我身上搞钱，令我积压了很多不愉快，但这些事情今天我已不能全部回忆起来。我只记得后来对他既失望又生气。我气他做人不自律，而我是非常自律的。
我发现自己有种很奇怪的心理，当我觉得别人对我提出的请求很过分时，我不是去拒绝对方，而是加倍地满足对方，令事情达到一种在我看来荒谬的程度。我心里其实渴望对方能察觉到这种荒谬，然后感到羞愧和收敛。可是我好像从来没有成功过。不过话又说回来，因为我是个极其节省的人，所以有时别人可能只是提出一些平常的请求，我则已经觉得很过分了。比如我同学吃麦当劳的事情发生在2001年，当时我在加油站的工资是一千八百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麦当劳一个套餐是二十元左右，即便再加一份雪糕或鸡翅，顶多也就三十出头，我其实完全吃得起。但我压抑了自己的正常欲望，又为朋友没有克制他自己的欲望而生气。后来我认识到，这是由于我的家庭教育和社会现状错位而导致的。我还记得在读初中时，我的班主任有次找到我母亲，委婉地向她指出，我每天穿的校服上补丁太多了，应该给我买套新的，以免我被同学取笑而自尊心受损。可是我的自尊心其实丝毫没有受损，我没有察觉到老师观察到的那些嘲笑。因为我的父母以身作则，从小教导我艰苦朴素是光荣并正确的。我甚至暗暗为我的补丁骄傲，因为它们会让我得到父母的赞许。
当年我那个同学才二十岁，和我一样人格还不成熟。今天我当然明白，他或是那个提出和我换班的女同事，其实都没有侵占我的利益。因为他们都先征求了我的同意。实际上当时的责任在我身上，是我没有拒绝他们，然后又因为自己不敢拒绝而生他们的气——他们是无辜的，因为他们的“不自觉”并没违反社会规则，更没有强占我的利益。“贪心”本身只是一个个人修养或私德水平的问题，社会假如以道德而不是规则来约束将变得很可怕。我的家教令我误以为这个社会上人人都高度自觉，都会换位思考、为别人着想。然而那只是一种美好的误解，现实并非如此。
于是我学会了用撒谎来拒绝人。还在职业学校的时候，有时我明明有一些东西，却对别人说我没有。因为我知道他们会跟我借。当年我有不少东西，比如篮球、乒乓球拍、自行车等，都是被人借去后再没归还。我苦于讨不回东西，苦于拉不下脸要人赔偿，于是就开始了撒谎。初中时我有辆自行车借给同学后被偷了，我大度地没要他赔偿，回家后我告诉父亲车是我弄丢的，结果被训了一顿，并且此后一段日子要步行上学。后来我又有一辆自行车借出后没要回来。现在我记下这些不是在总结教训，也不是检讨自己，更不是批评他人。因为这些事情都过去二十多年了，该总结的早已总结过。我是希望从自己的经历和家教的角度，探究自己当年为什么那样做，以及后来我在人际相处中，种种不自然表现的缘由。我在这里做出的因果推断可能片面和简化，但这种因果影响肯定存在：我发现连最好的朋友都会占我便宜，那么不熟识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于是我渐渐地变得不愿意和人交往。这种对人的回避甚至不区分对象，即我可能不是对某个人不信任，而是对人性不信任，要么就是对社会环境不信任。
我一再提到自己缺乏安全感，主要是因为小时候得不到父母的疼爱和撑腰。他们要做公正无私、道德正确的人，一切事情都不能偏袒自己的孩子，对我的感情非常内敛而近于冷漠，因为他们自己也缺乏安全感。
前文提到，我有一种强烈但扭曲的羞耻感，关于这种羞耻感的来源，迄今为止我读到过的最有启发的解释，就是《菊与刀》里对日本“耻感文化”的描述。但“耻感文化”在《菊与刀》里是一种社会文化，而我在我生活的社会里却像是个异类。这可能是因为我接受的家教和身边大多数人接受的迥然有别。
我看见很多人喜欢站在道德高点批判别人，而且对人对己采用双重标准。这种人在网络上很常见，我身边也有不少。这种情形令我望而生畏，我认为这种对他人的攻击是投射一种因自身欲望受挫而滋生的忿恨和恶意。道德原本应该用来要求自己，而不是用来审判别人。但我为了在道德上不被人挑剔，也只能努力做到公正无私，并且时刻反省自己。这方面父母给我做出了榜样，但说实话令我感到非常累和不愉快。因为我肯定也有私心和邪念。我生活的年代和他们不同，看到的现实和他们看到的也不同。他们一辈子待在事业单位里，从没在社会上“闯荡”过。但我对“道德纯洁”的渴望是和我的安全感捆绑在一起的，可以说是我的基本精神需求，我自己无法解开这个结。于是面对这种精神压力，似乎只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远离人群。
我的社交障碍可能成分比较复杂——或许所有的社交障碍都很复杂——远不止前文提到的因素。我发现自己常常对别人话语背后的真实意图反应迟钝，当事后反应过来了，又会为自己的蠢钝感到羞惭和懊恼。我自己和别人说话时，表达的都是表面的意思，并不会暗含什么目的。但我发现有的人喜欢从我话里揣测我不存在的“真实意图”。这类不愉快的经历反复积累，令我渐渐开始封闭自己。
我还很不习惯和人讨价还价，我不喜欢和人讲利益、谈条件。和人谈判给我的感觉近似于有意识地得罪人，而我不喜欢得罪人。可是我也不是真的无所谓个人得失。我的讨好型人格令我不堪与人交往的重负。早年的我在和人交往时经常吃亏，有时确实是由于我蠢笨，还有些时候则因为性格上的弱势。我会故意去吃亏，以证明自己的无私和表里如一。可我实际上不喜欢吃亏，而且吃了亏还要让人觉得我傻或软弱这点令我尤其懊恼和气愤。
此外我既有很强烈的自卑感，同时也有强烈的自尊心。一方面我觉得自己事事不如人，另一方面又极其介意别人因此取笑我。这导致我经常主动且过度地贬低自己，而这当然不是谦虚，而是一种规避羞辱的策略——只要我事先把自己贬得像尘埃一样渺小、像墨水一样污黑，别人就不会对我怀有过高的预期，就算有也不是我的责任了。那么当事后发现我不像自己说的那么糟糕时，对我的评价或许反倒能提高一点。
而被人夸赞对我来说才是值得恐惧的事，但矛盾的是，我同时也喜欢被夸赞。因为夸赞会提高周围人对我的预期，这意味着提高了我被人指摘“名不副实”的风险。于是我会极力地向人澄清，解释自己根本不优秀，完全当不起那些夸赞——这种情形有时会变得非常滑稽。假如谁到了这个地步还要坚持不懈地夸我——这样的人很少——我就会躲开他、远离他。这不是一种出于理智的策略，而是自发的心理防御机制，即我尽管意识到了却克服不了。上面这些由我的自卑感引发的心理反应，实际上也增加了我的精神负担，令我时常处在焦虑当中。而化解这些焦虑的“良药”仍然是孤独——尽管孤独的滋味也很不好受。
其实我讨厌自己的孤僻性格，也为伤害过别人感到内疚，但我无力压制自己过剩的自我意识。尽管我比我认识的绝大多数人都适应孤独，但这不代表我喜欢孤独。只是和人交往带来的精神负担太重，对我的生活妨碍很大，令我难以承受，我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如果我是个外向和开朗的人，后来很可能就不会写作了，否则我不会直到三十岁才真正动笔——我不清楚哪种情况对我来说更幸运一些。
另外有一点需要说明，在不同的场景下——比如我的社交对象是点头之交还是深交，是在现实中交往还是在网上交往，是私下交往还是公开交往（比如在论坛上）——我的心理反应和表现会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我发现自己更能够亲近点头之交的朋友，这听起来似乎薄情，而且有点自相矛盾。比如我和同事聊天时轻松随意，但和写作的朋友交流时却字斟句酌，层层设障，处处布防（这种情况近年有所好转）。因为今天的我已不太在乎点头之交怎么看我（也在乎不过来）。但对于重视的朋友，我还是很在乎的。又比如我在公开的网络平台上与人交往时，总要摆出一副老成持重、一身正气的样子。但私下里我非常热衷自嘲，喜欢说俏皮话逗人笑。这些都是我的心理防御机制在不同场景下的自然反应和运作。
我肯定伤害过一些朋友，因为我克服不了自身性格中种种扭曲和矛盾的病态。比如我一边极度自卑，一边又尊严感很强。我既自恋，又经常自轻自贱，令朋友无所适从。我经常以冷漠回报别人的热情，以躲避回应别人的主动，以戏谑回答别人的认真……因为我害怕和别人深交。不过我认为每个人都自恋，只是没有两个人的自恋从性质、成分、程度到表现形式等方面都是完全一样的。我的自恋可能主要源于我面对自己无法克服的自卑感时，所产生的一种畸形的自我肯定的补偿心理。
我上面说的这些情况都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发生在某个瞬间，而是有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我可以追忆到自己最早出现回避型人格障碍的时间，大约是从我离开学校并进入社会工作后。并不是说踏入社会后我有了什么变化，而恰恰是因为我没有什么变化。当年我在做很多事情时，其实主要是受性格的影响，而不是我内心真实想法的体现，或趋利避害的选择。我把自己的精神、心理、性格等方面的内容和经历一同记录下来，是让它们互相作为补充。而且我也要通过回忆自己在每一段工作时期的表现，来判断自己当时的精神状态，然后再通过后者理解和描述前者。这其实也是我在重新认识不同阶段的自己。而工作经历是我回忆时最好用的时间轴。
回到送雪糕的这份工作里，当时我回避人际交往的方式很奇怪，并不是表现为躲避和冷淡——可能因为躲避和冷淡会得罪人，我又害怕得罪人——而是表现为表面对人过度地谦卑客气，从而在自己和别人之间制造一种疏远感。这种情形大概和自来熟相反，即哪怕面对认识的人，我也会显得很生分。比如我记得，当时有些客户明明和我天天见面，但我仍然会说些生疏的客套话。我猜他们都在暗暗嘀咕，以为我可能失忆了。而我还意识不到这种恭恭敬敬的态度会伤害人家的感情。这种情况我到今天都没有完全克服。而且它是盲目的，几乎不区分对象，即哪怕我面对有好感的人，仍然会有这种反应。甚至我后来的女友都指责过我，说我对她的态度经常毫无缘故地变得生疏，令她感觉很受伤——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这种不自然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其实我希望待在一个人人都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人人的地方。我不想和人建立交情，任何交情对我都是负担，处理和维持这些交情会带给我巨大压力。可是除非我已经财务自由，不需要参与社会生产，否则我无法避免和人产生交情。比如那些每天都见面的客户，我怎么能假装和他们不熟呢？可我真的就这么自欺欺人，只要我相信自己和他们不熟，并且像对待不熟的人那样对待他们，我就化解了部分压力，也不再那么焦虑了。
这份工作我干了几个月，业绩简直是一塌糊涂。不过因为我没有底薪，所以就算干得再糟糕，老板也不会开除我。不过我刚去的时候，还是春或夏季，雪糕的销路比较好。做着做着天气渐渐凉快下来，雪糕就没那么好卖了。直到有一天，我连一个订单都没揽到，我觉得没法再这样混下去了，就告诉老板我不再去了。这时是2002年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