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熊的大火燃烧起来了。赤杨岗村子周围，冒起了冲天的狼烟。荆棘和野草在火舌的劈劈啪啪的响声中变成了灰烬。它预示着一个旧的社会结束，一个新的社会将要在苦难中诞生。
当人们抡起铁镢，把它刨进黑色的泥上时，泥土里发出了一种沉重的富有弹性声音。它好像也有生命。因为在这块土地上，洒遍了难民的鲜血和眼泪。一九五〇年时，一个银行的信贷工作者，到黄泛区这个村子作了一次社会调查。这个村于在一九三八年时，共有二百二十八户，五百七十六口人。经过这一场浩劫，截至一九五〇年秋天，从外省逃难陆续回到家乡的，共有九十六户人家，一百九十六口人。已知死绝的有二十八户。已知被黄水淹死和旱灾饿死的，共有男女二百零八口。没有音信和找不到下落的，尚有七十二人。人们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在这个世界上？
中国人民的忍耐力是惊人的。他们可以背负着两肩石磨生活，他们可以不用任何麻醉药品“刮骨疗毒”。但忍耐是有限度的。它和一切事物一样，“物极必反”，“无往不复”。水是至柔之物，但聚集起来，可以穿透石壁岩层。弹簧压下去的力度和弹出来的力度是相等的。当黄泛区的人们，经历了巨大的痛苦牺牲。怀着激动心情在日以继夜开垦荒地，重建家园的时候，准也没有想到，这件事会成为锯倒国民党政权的一把最有力的锯子。一九四八年，在决定历史命运的淮海决战中，黄泛区农民们的小车又推出来了。这成千上万辆的小车上，推的不是当年逃荒的锅碗瓢勺，而是一车车粮食、香油、军鞋和炮弹。这大约是一些军事家们没有计算在内的一种力量。他们只知道水可以载船，不知道水会变作巨浪还可以覆船。中国农民的独轮车，把历史推向了前进。“人心向背”是一颗最厉害的原子弹。
茫茫的黄河向东流到大海里去了。几千年来。人们爱她，恨她，想她，怕她。一条黄河就是中华民族流动的历史。从“大河村文化”遗址的陶壶，到“殷墟”的甲骨，从西安碑林中的巍峨丰碑，到中原古战场荒草中的箭镞。人民创造着历史，同时，也为历史的前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通过这些“媒介”，看到了二十五个朝代的盛衰交替，也看到了三百五十多个皇帝的治乱兴亡。这些“数据”，几乎可以创造一部“历史交替计算机”。这就是中国农民在历次革命和改革中，总要显示出他们的力量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他们能够具有“历史的眼光”根源之一。
在四千年前，黄河流域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家庭。从那时起，“家庭”成为这个社会的最有生命力的细胞。它的“根须式”结构和不断丰富的伦理，使它变得如此完备而又顽固。他们把除了“中国人”以外的人，都叫“外国人”。他们认为闻一闻本乡的泥土可以治病。这些观念是如此狭隘和落后，成为这个民族每前进一步中的沉重包袱。但同时，它又可能是这个民族的生命力所在。
那么，历史又给予了人民什么呢？像黄泛区的农民，他们经历了一场洪水的浩劫，一场蝗虫的浩劫，一场大旱灾的浩劫。会不会有新的浩劫呢？答复是肯定的。但历史的车轮，总是要向前进的，谁也阻挡不了，浩劫仍然会被战胜，困难仍然会被克服。因为历史不单是痛苦和牺牲的记录，她还给予了人们坚强、勇敢，智慧和信心。一个具有深厚道德精神的民族，不会在历史上消失，强烈的同情心、团聚力，和传统的道德力量铸成了这个民族延续和发展的坚强精神支柱。
本书介绍了七户农民的“家庭”。而且是在他们离开了土地以后，在死亡线上挣扎下的伦理和生活。在这些故事中，作者介绍了他们的痛苦和忍耐，也介绍了他们的坚定和勇敢。作者想通过这一段历史，寻找中华民族生存的“信心”。
由于作者学识浅陋，没有能力用这支笔去更深刻地发掘他所描写的对象。满纸荒唐俚语，最多不过向人们讲述了这一段生活罢了。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五日
灯下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