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关于思想一致我还有话要说，”老公爵说，“瞧，我的另一个女婿，叫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你们都认识他。他如今谋到了一个什么理事的职位，具体叫什么我记不得了。可是那里没什么事可做——说说没什么，多莉，这又不是秘密！——可薪俸却有八千。你们不妨去问问他，他的那份差事是不是有作用——他准会对你们说，这个差事是最不可缺少的。他为人厚道，但是不能不相信这是八千卢布起的作用。”
“哦，他请我转告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他谋到了那个职位。”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认为老公爵的插话不是地方，不满地说。
“各报思想一致倒也罢了。他们对我声称：战争一爆发，他们的收入将增加一倍。他们怎么不考虑人民和斯拉夫人的命运……以及别的一切呢？”
“许多报纸我也不喜欢，但这么说也不公正。”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我只想提一个条件，”老公爵继续说，“阿尔方斯·卡尔在同普鲁士交战之前说的几句话很精彩：‘你们认为战争是必然的吗？那好。谁鼓吹战争，就让谁到特种先锋军团去，叫他冲锋在前！’”
“这样一来，那些编辑可够受的了。”卡塔瓦索夫想象着他熟识的那些编辑参加这个先锋军团后的情景，不禁纵声笑着说。
“不用说，他们准会当逃兵，”多莉说，“只会败事有余。”
“假如他们临阵脱逃，那就用霰弹或者叫拿着鞭子的哥萨克督阵。”老公爵说。
“这真是个笑话，恕我直言，公爵，是个不光彩的笑话。”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
“我可不认为这是笑话，这是……”列文刚说到这里，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就打断了他的话头。
“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恪尽职守，”他说，“宣传工作者的职责是反映社会舆论。充分一致地反映社会舆论，这是报刊的职责所在，无疑也是一种令人高兴的现象。这事如果在二十年前，我们可能会沉默，可是现在听见了俄国人民的声音，他们万众一心，准备奋起战斗，准备为被压迫的兄弟作自我牺牲。这是伟大的举动，力量的基础。”
“但是要知道，这不只是自我牺牲，还要把土耳其人杀死，”列文怯声怯气地说，“人民作出牺牲和准备作出牺牲是为了灵魂得救，可不是为了杀人。”他又说，无意识地把这场谈话同一直缠住他的那些思想联系起来。
“怎么是为了灵魂得救？要知道，这种说法对自然科学家来说是难以理解的。灵魂得救究竟是怎么回事？”卡塔瓦索夫微笑着说。
“嚄，您是知道的！”
“哈——哈，我的确一点儿也不知道！”卡塔瓦索夫纵声大笑起来。
“基督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7]”谢尔盖·伊万诺维奇随便引用福音书中的一段最明白的话反驳，结果却弄得列文尴尬万分。
“这话说得十分确切。”站在他们身边的老人又重复说，以回答偶然向他投来的目光。
“是的，老弟，你被打败了，被打败了，溃不成军了！”卡塔瓦索夫欢快地大声嚷道。
列文恼怒得满脸通红，这倒不是因为他被打败了，而是因为他克制不住自己，又争了起来。
“是的，我无法同他们争论，”他思忖道，“他们都穿着打不穿的铠甲，可我是光着身子。”
列文看出自己无法使哥哥和卡塔瓦索夫信服，而且看出自己不可能同意他们的看法。他们所鼓吹的那一套，其实就是差点把他毁了的那种理智上的骄傲。他不能同意，几十个人，其中包括他的哥哥，仅根据几百个来到京都的能说会道的志愿兵的言论，就有权说他们与报刊一起表达了人民的意愿和思想，而且是一种表现为复仇和残杀的思想。他不能同意他们的看法，还因为他看不出，他生活在其间的人民没有这种思想的反映，在自己身上也没发现这种思想（他不能把自己看做是一个俄国人以外的什么人），最主要的是因为他和人民都不知道，也无法知道什么是公共福利，但是清晰地知道，只有严格地遵行人人都明白的善的法则，才能获取这种公共福利，因而不论为什么共同目的都不能希望打仗和鼓吹打仗。他和米哈伊雷奇好像民间传说中的人民邀请瓦兰人[8]来统治一样，说：“您来当大公，您来统治我们。我们甘愿俯首听命。一切劳作、一切屈辱、一切牺牲都由我们来承受；但是我们不作判断，也不作决定。”但现在，按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的话说，人民已放弃了用如此高昂的代价买来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