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六点前后，鲑鱼通道成了战场。暴动者在一头，军队在另一头。大家从一道铁栏门对着另一道铁栏门对射。一个观察者，一个梦游人，本书的作者，曾去就近观望火山，被两头的火力夹在那过道里。为了躲避枪弹，他只得待在店与店之间的那种半圆柱子旁边，他在这种危殆的处境中几乎待了半个小时。
这时敲起了集合鼓，国民自卫军连忙穿上制服，拿起武器，宪兵走出了区公所，联队走出了兵营。在铁锚通道的对面，一个鼓手挨了一匕首。另外一个，在天鹅街，受到了三十来个青年的围攻，他们捅穿了他的鼓，夺走了他的刀。另一个在圣辣匝禄麦仓街被杀死。米歇尔伯爵街上，有三个军官，一个接着一个地倒在地上死了。好几个国民自卫军在伦巴第街受伤，退了回去。
在巴塔夫院子前，国民自卫军的一个支队发现了一面红旗，旗上有这样的字：“共和革命，第一二七号。”难道那真是一次革命吗？
那次的起义把巴黎的中心地带变成了一种曲折错乱、叫人摸不清道路的巨大寨子。
那地方便是病灶，显然是问题的所在。在其余的一切地方都只是小冲突。能证明一切都取决于那地方的，是那里还一直没有打起来。
在少数几个联队里士兵是不稳的，这更使人因不明危机的结局而更加惊恐。人们还记得在一八三〇年七月人民对第五十三联队保持中立的欢呼声。两个经受过历次大战考验的猛将，罗博元帅和毕若将军，掌握着指挥权，以罗博为主，毕若为副。由几个加强营组成的巡逻队，在国民自卫军几个连的全体官兵护卫和一个斜挎着绶带的警务长官的率领下，到起义地区的街道上去进行视察。起义的人也在一些岔路口的路角上布置了哨兵，并大胆地派遣了巡逻队到街垒外面去巡逻。双方互相监视着。政府手里有着军队，却还在犹豫不决，天快黑了，人们开始听到圣美里的警钟。当时的陆军大臣，参加过奥斯特里茨战役的苏尔特元帅，带着阴郁的神情注视着这一切。
这些年老的军人，素来只习惯于作正确的战争部署，他们的力量的源泉和行动的指导只限于作战的谋略，面对着这种汪洋大海似的所谓人民公愤，竟到了不辨方向的程度。革命的风向是难于捉摸的。
郊区的国民自卫军匆匆忙忙乱哄哄地赶来了。第十二轻骑联队的一个营也从圣德尼跑到了，第十四联队从弯道赶到，陆军学校的炮队已经进入崇武门阵地，不少大炮从万塞纳下来。
杜伊勒里宫一带冷冷清清。路易-菲力浦泰然自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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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分部，一七九〇年，制宪议会把巴黎划分为四十八个行政区，设立区分部，行政人员由选举产生，以代替从前的教会辖区。
[2]当时的子弹壳是纸做的，装有底火，这部分由武器厂完成。“做子弹”就是把弹药装进子弹壳。
五巴黎的特色
两年以来，我们已提到过，巴黎见过的起义不止一次。除了起义的地区以外，巴黎在暴动时期的面貌一般总是平静到出奇的。巴黎能很快习惯一切；那不过是一场暴动，并且巴黎有那么多事要做，它不会为那一点点事而大惊小怪。这些庞大的城市单凭自己就可以提供种种表演。这些广阔的城市单凭自己就可同时容纳内战和那种说不上是种什么样的奇怪的宁静。每当起义开始，人们听到集合或告警的鼓声时，店铺的老板照例只说一声：
“圣马尔丹街好像又在闹事了。”
或者说：
“圣安东尼郊区。”
常常，他漫不经心地加上一句：
“就在那一带。”
过后，当人们听到那种阴惨到令人心碎的稀疏或密集的枪声时，那老板又说：
“认起真来了吗？是啊，认起真来了！”
再过一阵，如果暴动到了近处，势头也更大了，他便连忙关上店门，赶快穿上制服，这就是说，保障他货物的安全，拿他自己去冒险。
人们在十字路口、通道上、死胡同里相互射击，街垒被占领，被夺回，又被占领；血流遍地，房屋的门墙被机枪扫射得弹痕累累，睡在床上的人被流弹打死，尸体布满街心。在相隔几条街的地方，人们却能听到咖啡馆里有象牙球在球台上撞击的声音。
好奇的人在离这些战火横飞的街道两步远的地方谈笑风生，戏院都敞开大门，演着闹剧。出租马车穿梭来往，过路的人进城宴饮，有时就在交火的地区。一八三一年，有一处射击忽然停了下来，让一对新婚夫妇和他们的亲友越过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