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起义就是起死回生。
用普选来解决一切问题还是个崭新的方法，以前的四千年历史充满了人权被蹂躏和人民遭灾难的事实，每个历史时期都带来了适用于当时的抗议形式。在恺撒的统治时期，不曾有过起义，但有尤维纳利斯。
愤怒代替了格拉古兄弟的悲剧。
在恺撒时代有流放赛伊尼[14]的犯人，也有历史年表里的人物。
我们在这里不谈论巴特莫斯[15]的巨大放逐，这件事也引起理想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强烈抗议，使成为大规模的讽刺，使尼尼微的罗马、巴比伦的罗马和所多玛的罗马作出《启示录》的光辉启示。
约翰[16]站在山石上就像斯芬克司蹲在底座上，人们可能不理解他，他是犹太人，写的是希伯来语[17]，但写《编年史》的是拉丁人，说得更恰当一些，他是罗马人。
那些尼禄们的黑暗统治，应同样被描绘出来，仅以刻刀雕琢是平淡无味的，应使刻痕具有简练而辛辣的文风。
暴君有助于思想家的观察，接二连三的言论是猛烈的言论。当某一主宰剥夺群众的言论自由时，作者就要再三加强他的语气。沉默会产生神秘的威力，使思想经过筛滤如青铜般坚硬，历史上的压制造成了历史家的精确性。某些文章像花岗石一样坚固，实际上是暴君的压力形成的。
暴君制度迫使作者把叙述的范围缩小了，也就增添了力量，在罗马的西塞罗时代，对韦雷斯[18]的评论多少有些力量，可是对卡利古拉就逊色了。词句简练而加强了打击力，塔西佗的思想是强有力的。
一个伟人的正义感是由公正和真理凝合而成的，遇事给予雷霆般的打击。
顺便谈一谈，应当注意到塔西佗不是在历史上压倒了恺撒。罗马王族是保留给他的。恺撒和塔西佗是相继出现的两个非凡人物。他们的相遇是神秘地不予安排，在世纪的舞台上规定了他们的入场和出场。恺撒是伟大的，塔西佗是伟大的，上帝免去了这两个伟人相遇。裁判官在打击恺撒时可能过火了，因而成为不公正。上帝并不愿意如此。非洲和西班牙的战争，西西里岛上的海盗被消灭，把文化引进到高卢、布列塔尼以及日耳曼地区，这些光荣遮蔽了鲁比肯[19]事变。这正是神圣正义的微妙表示，不批判著名篡位者的令人生畏的历史学家在犹豫不决，于是使恺撒得到塔西佗的宽恕，这样就给予英才一些可减轻罪行的情况。
当然，专制政治总是专制政治，就是在有才能的专制君主统治之下，在有名的暴君之下，也有腐化和堕落，但是在一些丧失廉耻的暴君的统治之下道义方面的灾害是更丑恶的。在这些朝代里耻辱是不加遮盖的，塔西佗和尤维纳利斯这些表率人物，在人类面前有益地批颊痛斥这些无可辩解的耻辱。
罗马在维特利乌斯[20]统治时期比西拉时代更坏。在克劳狄乌斯和多米齐安时代，其卑劣畸形是符合暴君的丑恶面貌的。奴隶们的卑鄙是由专制君主直接造成的，在这些沉沦的内心中散发出来的浊气反映了他们的主人。社会的权力是污浊的，人心狭窄，天良平凡，精神如臭虫。卡拉卡拉[21]时代是这样，康莫德[22]时代是这样，海利奥加巴尔[23]时代也是这样。可是在恺撒时代，在罗马元老院内只散发出一些鹰巢内本身的臭味。
从这时起出现了塔西佗和尤维纳利斯等人，看来似乎迟了一点，这时期明显地产生了示威运动者。
如尤维纳利斯和塔西佗，同样如《圣经》时代的以赛亚以及中古时代的但丁，都是个人，可是暴动和起义是群众，有时是错误的，有时是正义的。
一般的情况，暴动由物质现实所引起，而起义总是一种精神的现象，暴动就如马赞尼洛[24]，而起义是斯巴达克。起义是局限在思想领域里，而暴动属于饥饿方面。加斯特[25]冒火了，加斯特未必总是缺理的。在饥荒问题上，暴动，例如比尚赛[26]事件，出发点是正确的，悲壮和正确，为什么还只是暴动呢？因为它实质上虽然有理，但在形式上是错误的。虽有权力，但行动横蛮，虽然强大，但残暴不堪，乱打一阵，像一只瞎了眼的象，在前进中摧残一切，在后面留下一批老幼妇女的尸体，他们不知不觉牺牲了那些天真无辜者的鲜血。哺养人民是一个好愿望，而残杀他们是一个坏方法。
一切武装起义，包括合法的，如八月十日和七月十四日，在开始时都有同样的混乱。在法定权力被解放以前总有些骚动和糟粕，起义的前奏是暴动，同样一条河流是由急流开始的，通常起义是归纳到革命的海洋中。有时起义从高山出发，那里是正义、明智、公理、民权的天地，理想纯洁如白雪，经过岩石到岩石的长距离倾泻，并在它明镜似的流水中反映了蔚蓝的天空之后，就成为壮大的百条巨川，具有胜利的雄壮气概，突然，起义事业迷失在资产阶级的洼地中，像莱茵河那样流入了沼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