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阿让便这样离开了那永敬会修院。
他离开修院的时候，亲自把那小提箱夹在腋下，不让任何办事人替他代拿，钥匙他也是一直揣在身上的。这提箱老发出一股香料味，常使珂赛特困惑不解。
我们现在便说清楚，这只箱子，从此以后，不会再离开他了。他总是把它放在自己的屋子里。在他每次搬家时，也总是他要携带的第一件东西，有时并且是惟一的东西。珂赛特常为这事笑话他，称这箱子为“难分难舍的朋友”，又说：“我要吃醋啦。”
冉阿让回到了自由的空气里，其实他心里仍怀着深重的忧虑。
他发现卜吕梅街的那所房子，便蜷伏在那里。从此他成了于尔迪姆·割风这名字的占有人。
他在巴黎还同时租了另外两个住处，免得别人注意他老待在一个市区里，在感到危险初露苗头时，他也可以有个迁移的地方，不致再像上次险遭沙威毒手的那个晚上，自己走投无路。那两个住处是两套相当简陋、外貌寒碜的公寓房子，分在两个相隔很远的市区，一处在西街，另一处在武人街。
他常带着珂赛特，时而在武人街，时而在西街，住上一个月或六个星期，让杜桑留在家里。住公寓时，他让门房替他料理杂务，只说自己是郊区的一个有固定年息的人，在城里要有个歇脚点。这年高德劭的人在巴黎有三处寓所，为的是躲避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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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十八世纪。
[2]乳钵，古代法国高级官员所戴的一种礼帽的名称，上宽下窄，圆筒无边，形如倒立的乳钵。
[3]芒萨尔（Mansard，1646—1708），法国建筑师。
二冉阿让参加了国民自卫军
其实，严格说来，他是住在卜吕梅街的，他把他的生活作了如下的安排：
珂赛特带着女仆住楼房，她有那间墙壁刷过漆的大卧房，那间装了金漆直线浮雕的起坐间，当年院长用的那间有地毯、壁衣和大围椅的客厅，她还有那个花园。冉阿让在珂赛特的卧房里放了一张带一顶古式三色花缎帐幔的床和一条从圣保罗无花果树街戈什妈妈铺子里买来的古老而华丽的波斯地毯，并且，为了冲淡这些精美的古老陈设所引起的严肃气氛，在那些古物之外，他又配置了一整套适合少女的灵巧雅致的小用具：多宝槅、书柜和金边书籍、文具、吸墨纸、嵌螺钿的工作台、银质镀金的针线盒、日本瓷梳妆用具。楼上窗子上，挂的是和帐幔一致的三色深红花缎长窗帘，底层屋子里是毛织窗帘。整个冬季，珂赛特的房子里从上到下都是生了火的。他呢，住在后院的那种下房里，帆布榻上放一条草褥、一张白木桌、两张麦秸椅、一个陶瓷水罐，一块木板上放着几本旧书，他那宝贝提箱放在屋角里，从来不生火。他和珂赛特同桌进餐，桌上有一块为他准备的陈面包。杜桑进家时他对她说：“我们家里的主人是小姐。”杜桑感到有些诧异，她反问道：“那么，您呢，先——生？”“我嘛，我比主人高多了，我是父亲。”
珂赛特在修院里学会了管理家务，现在的家用，为数不多，全归她调度。冉阿让每天都挽着珂赛特的臂膀，带她去散步。他领她到卢森堡公园里那条游人最少的小路上去走走，每星期日去做弥撒，老是在圣雅克·德·奥·巴教堂，因为那地方相当远。这是个很穷的地段，他在那里常常布施，在教堂里，他的四周总围满了穷人，因此德纳第在信里称他为“圣雅克·德·奥·巴教堂的行善的先生”。他喜欢带珂赛特去访贫问苦。卜吕梅街的那所房子从没有陌生人进去过。杜桑采购食物，冉阿让亲自到门外附近大路边的一个水龙头上去取水。木柴和酒，放在巴比伦街那扇门内附近的一个不怎么深的地窨子里，地窨子的壁上，铺了一层鹅卵石和贝壳之类的东西，是当年院长先生当作石窟用的，因为在外室和小房子盛行一时的那些年代里，没有石窟是不能想象爱情的。
在巴比伦街的那独扇的大门上，有个扑满式的箱子，是用来放信件和报刊的，不过住在卜吕梅街楼房里的这三位房客，从没有收到过报纸，也没有收到过信，这个曾为人传达风情并听取过脂粉贵人倾诉衷肠的箱子，到现在，它的惟一作用已只限于收受税吏的收款单和自卫军的通知了。因为，割风先生，固定年息领取者，参加了国民自卫军；他没能漏过一八三一年那次人口调查的密网。当时市府的调查一直追溯到小比克布斯修院，在那里遇到了无法穿透的神圣云雾，冉阿让既是从那面出来的，并经区政府证明为人正派，当然也就够得上参加兵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