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看出，正和所有新皈依宗教的人一样，他思想的转变使他自己陶醉了，他急急归向，并且走得太远了。他的性格原是那样的，一旦上了下行的斜坡，便几乎无法煞脚。崇拜武力的狂热冲击了他，并且打乱了他求知的热情。他一点没有察觉他在崇敬天才的同时也在胡乱地崇敬武力，就是说，他把他所崇拜的两个对象，神力和暴力，同时并列在他的崇敬心左右两旁的两个格子里了。他在旁的许多问题上也多次发生过错误。他什么都接受。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出错的机会原是常有的。他有一种大口吞下一切的鲁莽自信的劲儿。他在新走上的那条道路上审判旧秩序时，也正和他衡量拿破仑的光荣一样，忽略了减尊因素。
总之，他向前迈进了极大的一步。在他从前看见君权倾覆的地方，他现在看见了法兰西的崛起。他的方向变了。当日望残阳，而今见旭日。他转了个向。
种种转变在他心中已一一完成，但他家里人却一点也没有察觉。
通过这次隐秘的攻读，他完全蜕去了旧有的那身波旁王党和极端派的皮，也摆脱了贵族、詹姆士派[3]、保王派的见解，成了完全革命的，彻底民主的，并且几乎是拥护共和的。就在这时，他到金匠河沿的一家刻字铺里，订了一百张名片，上面印着：“男爵马吕斯·彭眉胥”。
这只是他父亲在他心中引起的那次转变的一种非常自然的反应。不过，他谁也不认识，不能随意到人家门房里去散发那些名片，只好揣在自己的衣袋里。
由于另一种自然反应，他越接近他的父亲、他父亲的形象，越接近上校为之奋斗了二十五年的那些事物，他便越和他的外祖父疏远了。我们已提到过，长期以来，他早已感到吉诺曼先生的性格和他一点也合不来。他俩之间早已存在着一个严肃的青年人和一个轻浮的老年人之间的各种不和谐。惹隆德[4]的嬉皮笑脸冒犯着刺激着维特的沉郁心情。在马吕斯和吉诺曼之间，当他们还有共同的政治见解和共同意识时，彼此似乎还可以在一座桥梁上开诚相见。一旦桥梁崩塌，鸿沟便出现了。尤其当马吕斯想到，为了一些荒谬绝顶的动机把他从上校的怀里夺过来、使父亲失去了孩子、孩子也失去了父亲的，正是这吉诺曼先生，他胸中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愤懑心情。
由于对他父亲的爱，马吕斯心中几乎有了对外祖父的厌恶。
我们已经谈到，这一切却丝毫没有流露出来。不过，他变得越来越冷淡了，在餐桌上不大开口，也很少待在家里。姨母为了这些责备他，他表现得非常温顺，总推说是由于学习、功课、考试、讲座，等等。那位外祖父却总离不了他那万无一失的诊断：“发情了！准错不了。”
马吕斯不时要出门走动走动。
“他究竟是去些什么地方？”那位姑奶奶常这样问。
他旅行的时间总是很短的，一次，他去了孟费郿，那是为了遵从他父亲的遗言，去寻找滑铁卢的那个退役中士，客店老板德纳第。德纳第亏了本，客店也关了门，没人知道他的下落。为了这次寻访，马吕斯四天没回家。
“老实说，”那位外祖父说，“他真舍得干。”
有人好像觉察到，他脖子上有条黑带挂着个什么，直到胸前，在他的衬衫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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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维尼奥（Vergniaud，1753—1793），国民公会吉伦特党代表，一七九三年六月二日被捕，上断头台。
[2]党人，一八一四年欧洲联军攻入巴黎，拿破仑逊位，王朝复辟，这里所说党人，指保王党人。
[3]詹姆士派（“Jacobites”，“詹姆士”之拉丁文为“Jacobus”），指一六八八年被资产阶级引用外力赶下王位的英王詹姆士二世的党徒，此处泛指一般保王党人。
[4]惹隆德（Géronte），法国戏剧中一种顽固可笑、以老前辈自居的人物形象。
七短布裙[1]
我们曾提到过一个长矛兵。
那是吉诺曼先生的一个侄孙，他一向远离家庭，在外地过着军营生活。这位忒阿杜勒·吉诺曼中尉具有人们所谓漂亮军官的全部条件。他有“闺秀的腰身”，一种拖曳指挥刀的潇洒风度，两头翘的胡子。他很少来巴黎，马吕斯从来不曾会过他。这两个表兄弟只是彼此知道名字而已。我们好像曾提起过，忒阿杜勒是吉诺曼姑奶奶心疼的人，她疼他，是因为她瞧不见他。眼睛瞧不见，心里便会对那人想象出无数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