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伟大岁月的精神，在那出生入死的刹那间启发了这位无名小卒的心灵。康布罗纳找到的滑铁卢的那个字，正如鲁日·德·李勒[5]构思的《马赛曲》，都是出自上天的启示。有阵神风来自上天，感动了这两个人，他们都瞿然憬悟，因而一个唱出了那样卓越的歌曲，一个发出了那种骇人的怒吼。康布罗纳不仅代表帝国把那巨魔式的咒语唾向欧洲，那样似嫌不足；他还代表革命唾向那以往的日子。我们听到他的声音，并且在康布罗纳的声音里感到各先烈的遗风。那仿佛是丹东的谈吐，又仿佛是克莱贝尔[6]的狮吼。
英国人听了康布罗纳的那个字，报以“放！”各炮火光大作，山冈震撼，从所有那些炮口中喷出了最后一批开花弹，声如奔雷，浓烟遍野，被初生的月光隐隐映成白色，萦绕空中，等到烟散以后，什么全没有了。那点锐不可当的残余也被歼灭了，羽林军覆没了。那座活炮垒的四堵墙全倒在地上，在尸体堆中，这儿那儿，还偶然有些抽搐的动作；比罗马大军更伟大的法兰西大军便那样死在圣约翰山的那片浸满了雨水和血液的土壤上，阴惨的麦田里，也就是现在驾着尼维尔邮车的约瑟夫[7]自得其乐地鞭着马，吹着口哨而过的那一带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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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布罗纳（Cambronne），法国将军。
[2]狮子，指滑铁卢纪念墩上的那只铁狮子，见本卷第一节注。
[3]拉伯雷（Rabelais），十六世纪法国文学家，善讽刺。
[4]莱翁尼达斯（Léonidas），公元前五世纪斯巴达王，与波斯作战时战死。
[5]鲁日·德·李勒（Rougetdel’Isle），法国十八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革命军官，所作《马赛曲》，现为法国国歌。
[6]克莱贝尔（Klêber），革命时期的将军，一八〇〇年被刺死。
[7]约瑟夫，犹如说张三李四。
十六将领的比重
滑铁卢战争是个谜。它对胜者和败者都一样是不明不白的。对拿破仑，它是恐怖，[1]布吕歇尔只看见炮火，威灵顿完全莫名其妙。看那些报告吧。公报是漫无头绪的，评论是不得要领的。这部分人讷讷，那部分人期期。若米尼把滑铁卢战事分成四个阶段；米夫林又把它截成三个转变，惟有夏拉，虽然在某几个论点上我们的见解和他不一致，但他却独具慧眼，是抓住那位人杰和天意接触时产生的惨局中各个特殊环节的人。其他的历史家都有些目眩神迷，也就不免在眩惑中摸索。那确是一个风驰电掣的日子，好战的专制政体的崩溃震动了所有的王国，各国君王都为之大惊失色，强权覆灭，黩武主义败退。
在那不测之事中，显然有上天干预的痕迹，人力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假设把滑铁卢从威灵顿和布吕歇尔的手中夺回，英国和德国会丧失什么吗？不会的。名声大振的英国和庄严肃穆的德国都和滑铁卢问题无关。感谢上天，民族的荣誉并不在残酷的武功。德国、英国、法国都不是区区剑匣所能代表的。当滑铁卢剑声铮的时代，在布吕歇尔之上，德国有歌德，在威灵顿之上，英国有拜伦。思想的广泛昌明是我们这一世纪的特征，在那曙光里，英国和德国都有它们辉煌的成就。它们的思想已使它们成为大家的表率。它们有提高文化水平的独特功绩。那种成就是自发的，不是偶然触发的。它们在十九世纪的壮大决不起源于滑铁卢。只有野蛮民族才会凭一战之功突然强盛。那是一种顷忽即灭的虚荣，有如狂风掀起的白浪。文明的民族，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不因一个将领的幸与不幸而有所增损。他们在人类中的比重不取决于一场战事的结果。他们的荣誉，谢谢上帝，他们的尊严，他们的光明，他们的天才都不是那些赌鬼似的英雄和征服者在战争赌局中所能下的赌注。常常是战争失败，反而有了进步。少点光荣，便多点自由。鼙鼓无声，理性争鸣。那是一种以败为胜的玩意儿。既是这样，就让我们平心静气，从两方面来谈谈滑铁卢吧。我们把属于机缘的还给机缘，属于上帝的归诸上帝。滑铁卢是什么？是一种丰功伟绩吗？不，是一场赌博。
是一场欧洲赢了法国输了的赌博。
在那地方立只狮子似乎是不值得的，况且滑铁卢是有史以来一次最奇特的遭遇。拿破仑和威灵顿，他们不是敌人，而是两个背道而驰的人。喜用对偶法的上帝从来不曾造出一种比这更惊人的对比和更特别的会合。一方面是准确，预见，循规蹈矩，谨慎，先谋退步，预留余力，头脑顽强冷静，步骤坚定，战略上因地制宜，战术上部署平衡，进退有序，攻守以时，绝不怀侥幸心理，有老将的传统毅力，绝对缜密周全；而另一方面是直觉，凭灵感，用奇兵，有超人的本能，料事目光如炬，一种说不出的如同鹰视雷击般的能力，才气纵横，敏捷，自负，心曲深沉，鬼神莫测，狎玩命运，川泽、原野、山林似乎都想去操纵，迫使服从，那位专制魔王甚至对战场也要放肆，他把军事科学和星相学混为一谈，加强了信心，同时也搅乱了信心。威灵顿是战争中的巴雷姆[2]，拿破仑是战争中的米开朗琪罗，这一次，天才被老谋深算击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