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励竟站了起来，用沉重的声调说：“同志们，我承认我犯了错误。”
“叫他上去坦白！”许多人嚷着。“从头至尾彻底交代清楚！”
张励的自我检讨比较戏剧化，说得酣畅淋漓，声泪俱下，像复兴会教徒的公开忏悔，尽情描绘他未悔改前的犯罪情形，加油加醋耸人听闻，反衬他现在得救后的高尚纯洁。他说他和戈珊是今年八月中旬认识的，在一个晚会里初次见面，散会后送了她回去，当场就发生了关系。刘荃算了一算那时候，正是张励忠告他不要和戈珊接近的时候。他觉得实在有点滑稽。
在张励进行坦白的时候，戈珊乘机就走下台去。但是他坦白完了，又有人指名质问她还有没有别的爱人。戈珊坚持着说没有。大会主席叫她回去再仔细想想，写一份详细的坦白书来。她也就算混过了。同时刘荃也干了一身汗。
张励的事却还没有了。报馆方面把他坦白经过的记录送交党支部，当天晚上党小组就根据他的坦白资料，彻查他其它方面生活腐化的情形，开会检讨，一直检讨到夜深。第二天又继续检讨，后来索性把他扣了起来，进行隔离反省。刘荃看了，自己觉得实在侥幸。
“实在应当去看戈珊一次，向她表示感谢，”他想。
在三反期间，无形中像是下了戒严令，大家对于一切同事都避之若浼，惟恐别人出了事，自己也被牵累。就连在办公时间内见了面，除非绝对必须，也一句话都不说，下了班当然更不会到同事家里去，打一个电话都怕那条线有人偷听。刘荃走到戈珊门口，也不由得有点惴惴不安起来，像穿过封锁线似的。
“你来干什么？让人知道了又得给我惹上些麻烦，”她一开门看见是他，就板着脸说。
“我马上就走的。”
“马上就走也没有用，照样可以让人看见。”
她咳着嗽。房间里没有火，她在棉制服上围着米色蓝方格围巾，穿着藏青麂皮半长统靴子，靴口露出一圈半旧的白羊皮。
“昨天的事，我实觉得感激，”刘荃说。
戈珊冷冷地抬了抬眉毛，代替耸肩。
“那是多余的。完全用不着。”她坐到窗台上去，晒着太阳织绒线。
刘荃沉默了一会。“张励现在在进行隔离反省，”他告诉她：“看情形好像相当严重。党小组接连几天开会检讨他，天天检讨到晚上十二点以后。”
“妳不用替他担忧，”戈珊微笑着说：“做了个共产党员，要是怕检讨还行？就是受处分也不算一回事。连咱们毛主席都还‘留党察看’过六次呢，就差没开除党籍。”
刘荃没有作声。过了一会，他又说：“他知道我们的事吗？”
“当然有点知道，人家不像你那么傻。而且他不是那种爱吃醋的人，也没有瞒他的必要。”
“昨天他倒没有说出我来。”
“那又何必呢？徒然结下个冤仇，也并不能减轻他自己的罪名。”她一球绒线打完了，拿过一支新绒线来。拆了开来。“他应付这一类的事是很有经验的，我知道他不要紧。换了你就不行。”
刘荃惭愧地笑了。“总之，我非常感谢。”
“那也可以不必了，”她冷冷地说。当然他一定以为她至今还在偏向他。这使她觉得非常恼怒。“对不起，我要这张椅子。”
刘荃站了起来，她一伸手把那张椅子拖过来，把那一支大红绒线绷在椅背上，然后抽出来绕成一只球。
这当然也是一个逐客令。“我走了，”刘荃微笑着说。
戈珊也没有说“再会”。她一个人坐在那里绕绒线，忽然抬起手擦眼泪。她继续用两只红色的手绕着那褪色的红绒线。
第九章
这两天解放日报内部很混乱，人心惶惶。报社社长兰益群被检举贪污，扣押起来了。报上也已经正式宣布他“与地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挪用公款两亿两千万元，与商人合伙作投机买卖，并曾接受部下礼物价值一千万元以上。”
三反运动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告密信堆积如山。增产节约委员会——也就是三反司令部——从各机关抽调了一批干部去作材料审查工作。刘荃是曾经参加三反学习的，也被调了去。组织上尽量地利用像他这样的青年干部担任三反第一线工作，名义上就是说他们“政治清白，质量良好，而思想上常起波动，立场不够坚定，正可以在三反的火在线给以考验和锻炼。”实际上也是因为他们是新进，和各方面的关系都不深，比较不会徇情。他们所检阅的告密信，都是检举处长以上的干部的罪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