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秀英仍旧虎视眈眈站在那里，显然怀疑他来意不善，大概是追踪前来索讨书桌，被她刚才那一声叱喝，吓得临时改了口。
刘荃从抽屉里取出那一包照片。“是要紧的文件，”他说。
“要紧的文件怎么不锁上。”她理直气壮地质问：“楼梯上搬上搬下的，丢了谁负责？”
刘奎开始解释：“我刚才不过走开一会，没想到桌子给搬——”
“下次小心点！在一个机关里工作，第一要注意保密！”
刘奎没有作声。他走出去的时候，她站在书桌旁边监视着，像一只狗看守着它新生的小狗。
他回到楼下的办公室里，把笔砚搬过来，又来描他的照片。但是劝杂人员又来叫他了。
“周同志叫你上去一趟。”
刘奎只得又搁下笔来，把照片收到抽屉里，打算把抽屉锁上。但是这抽屉并没有装锁。他想了一想，结果捻开台灯，把照片上的墨渍在灯上烘干了，用一张纸包起来，揣在衣袋里随身带着，这总万无一失了。
玉宝在她的房间里不耐烦地走来走去等着他。
“刚才你问那张书桌是怎么回事？”她说。一定是那保姆报告给听了。“搬到赖同志屋的那张书桌是你的？”
“是的，给换了一张小的。”
“干吗？”玉宝愤怒起来。“你马上给换回来！去叫两个通讯员来帮着你搬！”
“我认为……还是先将就着用着吧。”刘奎觉得很为难。“现在那一张，小是小一点，也还可以对付，就是抽屉上要配个锁，为了保密——”
“配什么锁，那么张破桌子！楼底下一天到晚人来人往的，万一有国际友人来参观，太不象样了！你马上去把那一张给我搬回来！”
“赖同志一定不让搬的，刚才我去问了一声，已经不高兴了，”刘奎只得说了出来。
“你这话奇怪不奇怪，凭什度自己屋里的东西让人家拿去了，还一声都不敢吭气？”玉宝瞪着眼向他嚷了起来：“青天白日的，有本事就把人家的东西往自己屋里搬！成天只听见他们嚷嚷，说现在机关里‘正规化’，‘正规化’，不能再那么‘游击作风’了，这又是什么作风？——成了强盗？也不是什么游击队！”
她立逼着刘荃去和赖秀英交涉。刘荃在革命队伍里混了这些时候，人情世故已经懂得了不少。他知道赖秀英这样的人决不能得罪，但是上司太太还更不能得罪。他终于无可奈何地向赖秀英的办公室走去。
房门仍旧大开着，迎面正看见秀英坐在书桌前面，低着头在那里办公，也不知是记账。她的短而直的头发斜披在脸上，她把一绺子头发梢放在嘴角咀嚼着，像十九世纪的欧洲男子咀嚼他们菱角须的梢子。
刘荃在门上敲了敲，引起她的注意。“赖同志，”他硬着头皮说：“关于这张书桌——”
赖秀英万万没有想到，刚刚才把他吓回去了，他倒又来了。
“怎么着？”她大声说：“是我叫搬上来的——你打算怎么着？东西也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公家的东西！我是不像有些人那么眼皮子浅，什么都霸着往自己屋里搂——什么钢琴呀，冰箱呀，沙发呀……你瞧瞧我们这沙发，弹簧都塌了！分给我们的汽车也是旧的，好汽车轮不到我们坐！我是一声也没出——我才不那么小气！可是你不出声，真就当你是好欺负的！”
她越说越火上来，翻身向书桌上一坐，弯着腰把桌子拍得山响。“有威风别在我跟前使！什么东西！解放上海的时候要不是我们崔同志救了她男人一条命，她还有今天这一天呀？就凭她那块料，要是没有她男人她也当上了副主任，我把我这‘赖’字倒过来写！”
刘荃走出去，周玉宝早已抱着孩子站在她房门口等着。
“在那儿嚷什么？”她皱着眉问。
“赖同志坚决地不让搬，”刘荃又笼统地回答了这样一句。
她其实是明知故问，早已都听见了：“什么旧汽车新汽车——还有脸说！他们崔同志拿了去就给漆了一通，里里外外都见了新，这该多少钱，你算算！这不是铺张浪费是什么？又是什么崔同志救了我们赵同志的命——告诉你，当初在孟良崮，要不是我们赵同志救了他一命，那崔平早就死了，她也嫁不了他，也抖不起来！要不然，哼，就凭她赖秀英，什么人事科。连人屎也轮不到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