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太太一出去，就去打电话找乔琪，叫他来商谈要紧的事。乔琪知道东窗事发了，一味的推托，哪里肯来。梁太太便把话吓他道：“薇龙哭哭啼啼，要回上海去了，她父母如何肯罢休，上海方面自然要找律师来和你说话，这事可就闹大了！你老子一生气，管叫你吃不了兜着走。我是因为薇龙是在我这里认识你的，说出去，连我面子上也不好看，所以忙着找你想补救的方法。谁知道你到底这么舒坦——皇帝不急，急煞了太监！”乔琪虽来了，依然笑嘻嘻地，道：“我虽然不是中国通，对于中国人这一方面的思想习惯倒下过一点研究。薇龙的家庭如果找到我说话，无非迫着我娶她罢了！他们决不愿意张扬出去的。”梁太太盯了他一眼道：“娶她！你肯娶她么？”乔琪道：“薇龙有薇龙的好处。”梁太太道：“你老老实实答一句罢：你不能够同她结婚。”乔琪笑道：“你这不是明知故问么？——我没有婚姻自主权。我没有钱，又享惯了福，天生的是个招驸马的材料。”梁太太把指尖戳了他一下，骂道：“我就知道你是个拜金主义者！”两人商议如何使薇龙回心转意。乔琪早猜着这件事引起法律纠葛的危机，一大半是梁太太故甚其辞。若要釜底抽薪，第一先得把自己的行动对梁太太略加解释，剖明心迹。两人谈了一晚上，梁太太终于得到了她认为满意的答覆。
第二天，乔琪接二连三的向薇龙打电话，川流不息的送花，花里藏着短信。薇龙忙着下山到城里去打听船期，当天就买了票。梁太太表示对她的去留抱不干涉态度，因此一切都不闻不问。薇龙没有坐家里的汽车，走下山去搭了一截公共汽车，回来的时候，在半山里忽然下起倾盆大雨来。峻峭的煤屑路上，水滔滔的直往下冲，薇龙一面走一面拧她的旗袍，绞干了，又和水里捞起的一般。她前两天就是风寒内郁，再加上这一冻，到家就病倒了，由感冒转成肺炎；她发着烧，更是风急火急的想回家。在老家生了病，房里不会像这么堆满了朋友送的花，可是在她的回忆中，比花还美丽的，有一种玻璃球，是父亲书桌上用来镇纸的，家里人给她捏着，冰那火烫的手。扁扁的玻璃球里面嵌着细碎的红的蓝的紫的花，排出俗气的齐整的图案。那球抓在手里很沉。想起它，便使她想起人生中一切厚实的，靠得住的东西——她家里，她和妹妹合睡的那黑铁床，床上的褥子，白地红柳条；黄杨木的旧式梳妆台；在太阳光里红得可爱的桃子式的磁缸，盛着爽身粉；墙上钉着的美女月份牌，在美女的臂上，母亲用铅笔浓浓的加上了裁缝、荐头行、豆腐浆、舅母、三阿姨的电话号码……她把手揪着床单，只想回去，回去、回去……越急，病越好得慢。等到这病有了起色，香港那霪雨连绵的夏季早经结束，是萧爽的秋天了。
薇龙突然起了疑窦——她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着……说着容易，回去做一个新的人……新的生命……她现在可不像从前那么思想简单了。念了书，到社会上去做事，不见得是她这样的美而没有特殊技能的孩子的适当的出路。她自然还是结婚的好。那么，一个新的生命，就是一个新的男子……一个新的男子？可是她为了乔琪，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信心，她不能够应付任何人。乔琪一天不爱她，她一天在他的势力下。她明明知道乔琪不过是一个极普通的浪子，没有甚么可怕，可怕是他引起的她那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她躺在床上，看着窗子外面的天。中午的太阳煌煌地照着，天却是金属品的冷冷的白色，像刀子一般割痛了眼睛。秋深了，一只鸟向山巅飞去，黑鸟在白天上，飞到顶高，像在刀口上刮了一刮似的，惨叫了一声，翻过山那边去了。薇龙闭上了眼睛。啊，乔琪！有一天他会需要她的，那时候，她生活在另一个家庭的狭小的范围里太久了；为了适应环境，她新生的肌肉深深的嵌入了生活的栅栏里，拔也拔不出，那时候，他再要她回来，太晚了。她突然决定不走了——无论怎样不走。从这一刹那起，她五分钟换一个主意——走！不走！走！不走！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她躺在床上滚来滚去，心里像油煎似的。因为要早早结束这个痛苦，到得她可以出门了，就忙着去订船票。订了船票回家，天快晚了，风沙啦沙啦吹着矮竹子，很有些寒意。竹子外面的海，海外面的天，都已经灰的灰、黄的黄，只有那丈来高的象牙红树，在暮色苍茫中，一路上高高下下开着碗口大的红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