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时候
潘汝良读书，有个坏脾气，手里握着铅笔，不肯闲着，老是在书头上画小人。他对于图画没有研究过，也不甚感兴趣，可是铅笔一着纸，一弯一弯的，不由自主就勾出一个人脸的侧影，永远是那一个脸，而且永远是向左。从小画惯了，熟极而流，闭着眼能画，左手也能画，唯一的区别是，右手画得圆溜些，左手画得比较生涩，凸凹的角度较大，显得瘦，是同一个人生了场大病之后的侧影。
没有头发，没有眉毛眼睛，从额角到下巴，极简单的一条线，但是看得出不是中国人——鼻子太出来了一点。汝良是个爱国的好孩子，可是他对于中国人没有多少好感。他所认识的外国人是电影明星与香烟广告肥皂广告俊俏大方的模特儿，他所认识的中国人是他父母兄弟姊妹。他父亲不是坏人，而且整天在外做生意，很少见到，其实也还不至于讨厌。可是他父亲晚餐后每每独坐在客堂里喝酒，吃油炸花生，把脸喝得红红的，油光腻亮，就像任何小店的老板。他父亲开着酱园，也是个店老板，然而……既做了他的父亲，就应当是个例外。
汝良并不反对喝酒，一个人，受了极大的打击，不拘是爱情上的还是事业上的，踉踉跄跄扶墙摸壁走进酒排间，爬上高凳子，沙嗄地叫一声：“威士忌，不搁苏打，”然后用手托住头发起怔来，头发颓然垂下一绺子，扫在眼睛里，然而眼睛一瞬也不瞬，直瞪瞪，空洞洞——那是理所当然的，可同情的。虽然喝得太多也不好，究竟不失为一种高尚的下流。
像他父亲，却是猥琐地从锡壶里倒点暖酒在打掉了柄的茶杯中，一面喝一面与坐在旁边算账的母亲聊天，他说他的，她说她的，各不相犯。看见孩子们露出馋相了，有时还分两颗花生米给他们吃。
至于母亲，母亲自然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在旧礼教压迫下牺牲了一生幸福的可怜人，充满了爱子之心，可是不能够了解他，只懂得为他弄点吃的，逼着他吃下去，然后泫然送他出门，风吹着她的飘萧的白头发。可恶的就是：汝良的母亲头发还没白，偶然有一两根白的，她也喜欢拔去。有了不遂心的事，并不见她哭。只见她寻孩子的不是，把他们呕哭了。闲下来她听绍兴戏，叉麻将。
汝良上面的两个姊姊和他一般地在大学里读书，涂脂抹粉，长得不怎么美而不肯安分。汝良不要他姊姊那样的女人。
他最看不上眼的还是底下那一大群弟妹，脏、惫赖、不懂事，非常孩子气的孩子。都是因为他们的存在，父母和姊姊每每忘了汝良已经大了，一来便把他们混作一谈，这是第一件使他痛心疾首的事。
他在家里向来不开口说话。他是一个孤零零的旁观者。他冷眼看着他们，过度的鄙夷与淡漠使他的眼睛变为淡蓝色的了，石子的青色，晨霜上的人影的青色。
然而谁都不觉得。从来没有谁因为他的批评的态度而感到不安。他不是什么要紧的人。
汝良一天到晚很少在家。下课后他进语言专修学校念德文，一半因为他读的是医科，德文于他很有帮助，一半却是因为他有心要避免同家里人一桌吃饭——夜校的上课时间是七点到八点半。像现在，还不到六点半，他已经坐在学生休息室里，烤着火，温习功课。
休息室的长台上散置着几份报纸与杂志，对过坐着个人，报纸挡住了脸，不会是学生——即使是程度高的学生也不见得看得懂德文报纸。报纸上的手指甲，红蔻丹裂痕斑驳。汝良知道那一定是校长室里的女打字员。她放下报纸，翻到另一页上，将报纸摺叠了一下，伏在台上看。头上吊下一嘟噜黄色的鬈发，细格子呢外衣。口袋里的绿手绢与衬衫的绿押韵。
上半身的影子恰巧落在报纸上。她皱皱眉毛，扭过身去凑那灯光。她的脸这一偏过去，汝良突然吃了一惊，她的侧面就是他从小东涂西抹画到现在的唯一的侧面，错不了，从额角到下巴那条线。怪不得他报名的时候看见这俄国女人就觉得有点眼熟。他再没想到过，他画的原来是个女人的侧影，而且是个美丽的女人。口鼻间的距离太短了，据说那是短命的象征。汝良从未考虑过短命的女人可爱之点，他不过直觉地感到，人中短了，有一种稚嫩之美。她的头发黄得没有劲道，大约要借点太阳光才是纯正的、圣母像里的金黄。唯其因为这似有如无的眼眉鬓发，分外显出侧面那条线。他从心里生出一种奇异的喜悦，仿佛这个人整个是他手里创造出来的。她是他的，他对于她，说不上喜欢不喜欢，因为她是他的一部份。仿佛他只消走过去说一声：“原来是你！你是我的，你不知道么？”便可以轻轻掐下她的头来夹在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