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同苏青谈话，到后来常常有点恋恋不舍的。为什么这样，以前我一直不明白。她可是要抱怨：“你是一句爽气话也没有的！甚至于我说出话来你都不一定立刻听得懂。”那一半是因为方言的关系，但我也实在是迟钝。我抱歉地笑着说：“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办法呢？可是你知道，只要有多一点的时间，随便你说什么我都能够懂得的。”她说：“是的，我知道——你能够完全懂得的。不过，女朋友至多只能够懂得，要是男朋友才能够安慰。”她这一类的隽语，向来是听上去有点过分，可笑，仔细想起来却是结实的真实。
常常她有精采的议论，我就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个写下来呢？”她却睁大了眼睛，很诧异似地，把脸色正了一正，说：“这个怎么可以写呢？”然而她过后也许想着，张爱玲说可以写，大约不至于触犯了非礼勿视的人们，因为，隔不了多少天，这一节意见还是在她的文章里出现了。这我觉得很荣幸。
她看到这篇文章，指出几节来说：“这句话说得有道理。”我笑起来了：“是你自己说的呀——当然你觉得有道理了！”关于进取心，她说：“是的，总觉得要向上，向上，虽然很朦胧，究竟怎样是向上，自己也不大知道。——你想，将来到底是不是要有一个理想的国家呢？”我说：“我想是有的。可是最快最快也要许多年。即使我们看得见的话，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她叹息，说：“那有什么好呢？到那时候已经老了。在太平的世界里，我们变得寄人篱下了吗？”
她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道：“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然而我把这些话来对苏青说，我可以想像到她的玩世的、世故的眼睛微笑望着我，一面听，一面想：“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大概是艺术吧？”一看见她那样的眼色，我就说不下去，笑了。
＊初载一九四五年四月《天地》第十九期，收入《余韵》。
吉利
炎 樱的一个朋友结婚，她去道贺，每人分到一片结婚蛋糕。他们说：“用纸包了放在枕头底下，是吉利的，你自己也可以早早出嫁。”
炎樱说：“让我把它放在肚子里，把枕头放在肚子上面罢。”
＊初载一九四五年四月《杂志》第十五卷第一期，未收集。
天地人
精 明人，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难得煨个鸡汤，也恨不得要那只鸡在汤里下蛋，一只一只生下来，称为“水铺蛋”。
有个外国太太带了小女儿乘车经过忆定盘路小菜场，指点道：“这就是市场，阿妈每天来买菜的地方。”小女孩东看西看，问道：“但是妈妈，黑市在哪里呢？”
大出丧的音乐队，不知为什么总吹打着有一只调子叫做《甜蜜的再会》（Sweet Bye, Bye）。这亡人该是怎样讨厌的一个人呢——和他道别，是最甜蜜的事情。
一切食物，标榜“卫生”与“维他命”内，普通都很难吃，例如科学制造的酱油，果酱，还有一种“十字面包”，小圆面包上面涂着个糖质的白十字，一股医院的气味也许不过是心理作用罢。所以现在聪明的广告里也有“老法酱油”这样的句子了。
无灯之夜，从浴缸里爬出来听电话，蜡烛在浴室里，来不及拿，跌跌冲冲来到电话旁边，铃声停了。一路摸回去，刚走到电话与蜡烛之间，铃又响了起来。再摸回来，头撞在柜上。一接，是打错了的。待要砰地一声挂断它，震聋那边的耳朵，又摸不到电话机。摸索了半天，方才把耳机放还原处。
中国人过年，茶叶蛋，青菜，火盆里的炭塞，都用来代表元宝；在北方，饺子也算元宝；在宁波，蛤蜊也是元宝。眼里看到的，什么都像元宝，真是个财迷心窍的民族。
最近也有些性学专家，一来就很震动地质问读者：“宝塔的式样是像什么？玉蜀黍的式样是像什么？酒席上荷叶夹子的式样又像什么？”用弗洛德详梦的态度来观看人生，到处都是阴阳，就像法文的文法，手杖茶杯都有男女之别，这毛病，中国人从前好像倒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