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鸿渐到了欧洲，既不钞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更不学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功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第四年春天，他看银行里只剩四百多镑，就计划夏天回国。方老先生也写信问他是否已得博士学位，何日东归。他回信大发议论，痛骂博士头衔的毫无实际。方老先生大不谓然，可是儿子大了，不敢再把父亲的尊严去威胁他；便信上说，自己深知道头衔无用，决不勉强儿子，但周经理出钱不少，终得对他有个交代。过几天，方鸿渐又收到丈人的信，说什么：“贤婿才高学富，名满五洲，本不须以博士为夸耀。然令尊大人乃前清孝廉公，贤婿似宜举洋进士，庶几克绍箕裘，后来居上，愚亦与有荣焉。”方鸿渐受到两面夹攻，才知道留学文凭的重要。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可是现在要弄个学位，无论自己去读或雇枪手代做论文，时间经济都不够。就近汉堡大学的博士学位，算最容易混得了，但也需要六个月。干脆骗家里人说是博士罢，只怕哄父亲和丈人不过；父亲是科举中人，要看“报条”，丈人是商人，要看契据。他想不出办法，准备回家老着脸说没得到学位。一天，他到柏林图书馆中国书编目室去看一位德国朋友，瞧见地板上一大堆民国初年上海出的期刊，《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大中华》、《妇女杂志》全有。信手翻着一张中英文对照的广告，是美国纽约什么“克莱登法商专门学校函授部”登的，说本校鉴于中国学生有志留学而无机会，特设函授班，将来毕业，给予相当于学士、硕士或博士之证书，章程函索即寄，通讯处纽约第几街几号几之几。方鸿渐心里一动，想事隔二十多年，这学校不知是否存在，反正去封信问问，不费多少钱。那登广告的人，原是个骗子，因为中国人不来上当，改行不干，人也早死了。他住的那间公寓房间现在租给一个爱尔兰人，具有爱尔兰人的不负责、爱尔兰人的急智、还有爱尔兰人的穷。相传爱尔兰人的不动产（Irish fortune）是奶和屁股；这位是个萧伯纳式既高且瘦的男人，那两项财产的分量又得打个折扣。他当时在信箱里拿到鸿渐来信，以为邮差寄错了，但地址明明是自己的，好奇拆开一看，莫名其妙，想了半天，快活得跳起来。忙向邻室小报记者借个打字机，打了一封回信，说先生既在欧洲大学读书，程度想必高深，无庸再经函授手续，只要寄一万字论文一篇附缴美金五百元，审查及格，立即寄上哲学博士文凭，来信可寄本人，不必写学校名字。署名Patrick Mahoney，后面自赠了四五个博士头衔。方鸿渐看信纸是普通用的，上面并没刻学校名字，信的内容分明更是骗局，搁下不理。爱尔兰人等急了，又来封信，说如果价钱嫌贵，可以从长商议，本人素爱中国，办教育的人尤其不愿牟利。方鸿渐盘算一下，想爱尔兰人无疑在捣鬼，自己买张假文凭回去哄人，岂非也成了骗子？可是——记着，方鸿渐进过哲学系的——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骗。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父亲和丈人希望自己是个博士，做儿子女婿的人好意思教他们失望么？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履历上决不开这个学位。索性把价钱杀得极低，假如爱尔兰人不肯，这事就算吹了，自己也免做骗子。便复信说：至多出一百美金，先寄三十，文凭到手，再寄余款；此间尚有中国同学三十余人，皆愿照此办法向贵校接洽。爱尔兰人起初不想答应，后来看方鸿渐语气坚决，又就近打听出来美国博士头衔确在中国时髦，渐渐相信欧洲真有三十多条中国糊涂虫，要向他买文凭。他并且探出来做这种买卖的同行很多，例如东方大学、东美合众国大学、联合大学（Intercollegiate University）、真理大学等等，便宜的可以十块美金出买硕士文凭，神玄大学（College of Divine Metaphysics）廉价一起奉送三种博士文凭；这都是堂堂立案注册的学校，自己万万比不上。于是他抱薄利畅销的宗旨，跟鸿渐生意成交。他收到三十美金，印了四五十张空白文凭，填好一张，寄给鸿渐，附信催他缴款和通知其他学生来接洽。鸿渐回信道，经详细调查，美国并无这个学校，文凭等于废纸，姑念初犯，不予追究，希望悔过自新，汇上十美金聊充改行的本钱。爱尔兰人气得咒骂个不停，喝醉了酒，红着眼要找中国人打架。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