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奶奶问。
父亲说：“擀拤饼。”
“没听到打呀！”奶奶说。
父亲说：“擀拤饼，多卷鸡蛋大葱。”
奶奶问：“鬼子没有来？”
“余司令让擀拤饼，要你亲自送去！”
奶奶问：“乡亲们，回去凑面擀拤饼吧。”
父亲转身要跑，被奶奶伸手拉住，奶奶说：“豆官，告诉娘，冷支队是怎么回事？”
父亲挣开奶奶的手，气汹汹地说：“冷支队没见影，余司令饶不了他们。”
父亲跑了。奶奶追着父亲瘦小的身影，叹了一口气。空阔的场上，孙五歪立着，僵着眼望着奶奶，他的手比划着，口水咕噜咕噜地在嘴上流。
奶奶不理孙五，向倚在墙边上的一个长脸姑娘走去。长脸姑娘对着奶奶吃吃地笑。奶奶走到她眼前时，她忽然蹲下身，双手紧紧地捂着裤腰，尖声哭起来。她的两只深潭般的眼睛里，跳出疯傻的火星。奶奶摸着她的脸说：“玲子，好孩子，别怕。”
十七岁的玲子姑娘，当时是我们村第一号美女。余司令初挑大旗招兵买马，聚起了一支五十多人的队伍，队伍里有一个穿一身黑制服，穿一双白皮鞋，面色苍白，留着乌黑长发的瘦削青年。据说玲子爱上了这个青年。他操着一口漂亮的京腔，从来不笑，眉毛日日紧蹙，双眉之间有三道竖纹，人们都叫他任副官。玲子觉得任副官冷俏的外壳里，有一股逼人的灼热，烧燎得她坐立不安。那时候余司令的队伍每天上午都在我家收购高粱的空地上练习步伐。吹大喇叭的吹鼓手刘四山是余司令队伍里的号兵，大喇叭权充军号。每次训练前，刘四山就吹喇叭集合队伍。玲子一听到喇叭响，就从家里风快地跑出来，跑到土场边，趴到土墙上，等着看任副官。任副官是训练教官，他腰扎牛皮宽腰带，皮带上挂着一支勃朗宁手枪。
任副官挺胸凹腹，走到队伍前，喊一声立正，那两行人的脚跟就使劲碰在一起。
任副官说：“立正时，要双腿绷直，肚子回收，胸脯挺出，眼睛睁圆，像豹子吃人一样。”
“看你这个样！”任副官踢了王文义一脚，说：“看你劈腿拉胯，好像骡马撒尿，揍你都揍不上个劲。”
玲子喜欢看任副官打人，喜欢听任副官骂人。任副官潇洒的神态令她如痴似醉。任副官没事时，常在我家的空场上背着手散步，玲子躲在墙后偷偷看他。
任副官问：“你叫什么名字？”
“玲子。”
“你躲在墙后看什么？”
“看你哩。”
“你识字吗？”
“不识。”
“你想当兵吗？”
“不想。”
“噢，不想。”
玲子后来感到后悔，她对我父亲说，要是任副官再问她，她就说想当兵。但任副官没有再问。
玲子和我父亲他们趴在墙头上，看着任副官在空场上教唱革命歌曲，父亲身矮，脚上垫了三块土坯才能看到墙里的情景。玲子把秀挺的下巴支在土墙上，紧盯着沐着朝霞的任副官。任副官教着队伍唱：高粱熟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
队伍里的人拙嘴笨舌，总学不出正调。趴在墙外的孩子们，把这首歌儿学得滚瓜溜熟。我父亲生前，还牢牢记着这首歌的曲词。
玲子姑娘有一天大着胆子去找任副官，误入了军需股长的房子。军需股长是余司令的亲叔余大牙，四十多岁，嗜酒如命，贪财好色，那天他喝了个八成醉，玲子闯进去，正如飞蛾投火，正如羊入虎穴。
任副官命令几个队员，把糟蹋玲子姑娘的余大牙捆了起来。
那时，余司令落宿在我家，任副官去向他报告时，余司令正在我奶奶炕上睡觉。奶奶已梳洗停当，正准备烧几条柳叶鱼下酒，任副官怒冲冲闯进来，吓了奶奶一大跳。
任副官问奶奶：“司令呢？”
“在炕上睡觉哩！”奶奶说。
“叫他起来。”
奶奶叫起余司令。
余司令睡眼惺忪地走出来，伸一个懒腰，打一个哈欠，说：“有什么事？”
“司令，要是日本人奸淫我姐妹，当不当杀？”任副官问。
“杀！”余司令回答。
“司令，要是中国人奸淫自己姐妹，该不该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