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深圳后，我给政府大楼的新经理发去了微信，询问是否有新的岗位，看母亲还能否回到政府大楼。经理答复我：都满了，确实没有岗位。
母亲还是用老办法找工作——去询问那些跟她做类似工作的人。她关注楼下的环卫工阿姨很久了。母亲主动跟脚下放着扫把和簸箕、坐在台阶上休息的阿姨搭腔。一开始，因为彼此都说方言的缘故，她们都没有太听懂对方的话，都以为对方是山西人。直到母亲告诉阿姨她的手机号，阿姨拨过来，显示归属地为陕西。
“我说我俩都是陕西的，你说你是山西的？”
“我还以为你说你是山西的。”
“我俩都是陕西人。”
两人哈哈大笑，就这么认识了。阿姨来自陕西汉中，离我老家商洛并不远。遇上老乡让母亲感到格外亲切。
母亲跟阿姨说，她想找保洁的活儿干。
“没找到活儿，我帮你找。”
阿姨告诉母亲，对面的写字楼就缺保洁。
原来，那些招工的人会把传单发给打扫马路的环卫工，让他们帮忙留意找人。阿姨租住的房子里有一大沓传单，都是那些招工的人留给她的。
上午跟母亲聊完，中午，阿姨就打来电话。母亲和她在第一次见面的台阶上碰头。她给母亲带来了上面印有联系方式的传单：
深圳市X X环境管理有限公司现招聘身体健康保洁员多名：年龄18—60岁，男女不限。保洁员工资标准：底薪2900/月。上班时间：7：00-11：00，13：30—17：30。月休4天，有加班、加班费另算（有宿舍在车公庙泰然路X X ）。联系人：王经理
13760X X X X X X。
母亲拨通传单上的电话，紧接着下午就去面试，然后就这么入职了这座写字楼的保洁队伍。
我是在晚上下班回家才得知，母亲已经领到工衣，决定第二天就去上班。那一刻，我很佩服我的母亲，她凭着本能智慧，自己找到了工作。看来，我们白天上班，把她一个人扔在家里，以这种方式让她在深圳休息，对她而言也是一种围困。很明显，母亲是在通知我，她找到了工作，她要去上班。她的语气并不是在征求意见。
我只能答应母亲。我让她先试试，做不了就休息。
母亲工作的写字楼就在环卫阿姨打扫的马路对面。 她们上班遇到，下班也能遇到，一天至少见两面。有空闲时，母亲就拉着她，在楼下的台阶上一起坐一会儿。
我问母亲，你为啥喜欢她？母亲说，深圳陕西人少，我们是老乡啊，并且她还帮我找了工作。
母亲按部就班地工作，几乎没有休过假。她度过了秋天，度过了冬天，在深圳过了第二个春节，再次迎来百花盛开的春天。
直到2022年3月12日，深圳这座超级城市开启陷入因新冠疫情停摆的一周。
母亲在深圳的工种，按照职业划分属于环卫类别，是与城市运转密切相关的一环。母亲因为没有住在员工宿舍，被动获得了一段难得的”假期”。
隔离并没有带来”浮生七日闲”。在无法工作的那一周里，她总是醒得很早。我起床的时候，常发现她在沙发上发呆，无所事事。如果是在村里，她可以下田，可以串门，可以做手工活。如果是在县城，她可以打扫，可以做早餐，可以去市场买菜。但在深圳，她总是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她总是要征询我的意见，做饭是，买菜也是，打扫卫生又担心动静太大。如果我和丈夫不打开客厅的电视，她也从来不会主动打开去看。
生于春天的母亲在那一周度过了五十三岁生日。我买了松软细腻的海绵坯水果蛋糕给她给庆祝，母亲嘴上说着”不要浪费钱”，但表情是欢喜的。这是她第二次在过生日的时候有蛋糕吃。母亲第一次过生日有蛋糕吃是在政府大楼工作时，那时候，她说：“五十二岁才真正过第一个生日。”时间又过去一年，她吃了一样的蛋糕，许了跟上一次生日时一样的愿望。
在母亲”休假”时，我还是得线上工作。我们的房子没有书房，丈夫占据了卧室，我就只能在客厅。当我们同时都需要工作的时候，母亲就显得无所适从。她不知道她该干什么、待在哪里，总是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每当我动身去做点什么家务的时候，母亲总是不放心，唠叨个不停：拖把没有拧干，纸巾扯得太长，抹布没有叠方正，胡萝卜片切得太厚，菜品没有准备好就开火……她总是快我一步，或者从我手里接过拖把，夺过菜刀。“你去工作吧，别干了，你放下，让我来！”
她跟同住在一起的父亲因为小事冷战。她跟自己丈夫生气的方式是不跟他说话，无论父亲跟他说什么，她都沉默，直到父亲跟她道歉，或者她心里那口气吐出来了，氛围才会缓和。
有一天母亲又在生闷气。理由是父亲吃山药的时候，吐了渣在桌子上，她说父亲不该这么挑食。父亲回呛了一句：这关你什么事！于是，冷战就爆发了。母亲吵架时喜欢说一些极端的话，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都往出倒，记忆力奇好，把很多罪名往父亲身上安。而我父亲，已经无力反抗。抵抗，意味着面临更大的冷暴力。
父亲是一个有点轴且认死理的人，但他其实一辈子都生活在母亲的控制之下。我不知道这里面爱的成分有多少。有时候，我同情他，觉得他懦弱。但我也同情母亲，觉得她更可怜，遇上的是一个跟她在思想和情绪上不能同频的男人，无法理解她那些敏感的心思。母亲常说，要不是为了孩子早就离婚了。以前我当她是玩笑，现在我会很认真地跟她说，你想离我支持。她却沉默。 事实上，虽然母亲嘴巴不饶人，但在下雨的时候，第一个想起父亲没带伞，给他送伞的人是母亲。
无力从中调和的我，从书架上拿了一本书给她，杨本芬的《秋园》。母亲看得很投入。一早一晚，独自一人在天台上边吹风边看。看完《秋园》后，她又看了《浮木》和《我本芬芳》。
母亲仅有的小学三年级的知识，令她无法认全书里的汉字。遇到不认识的就盲猜，联系上下文，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母亲基本读懂了书里的故事，里面的人物让她共情，也让她想到她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和她自己。他们都一样命途多舛，历经磨难，在时代的洪流中不断寻找生存的缝隙。
在《我本芬芳》的结尾，自认为用真心相伴了吕医师六十多年的惠才，有一天，问躺在轮椅上念诗、有几分可爱的丈夫：如果有下辈子，你愿意再和我在一起吗？ “不愿意！”吕医师非常清晰地说出了这三个字。
我问母亲，看到这里是什么感受？她望向了坐在身旁的父亲。
母亲生命中自认为的很多不快乐、不幸福，用她的话说，都是源于听了我外婆的话，嫁给了一个错误的人。
外婆是自杀的。从小到大，母亲每次和父亲吵架，当父亲占理一些，母亲明显要败阵的时候，她便拿出她的杀手钢：“你把我娘气死了！”
父亲每次听到这句话都会扭转头，脸色变得黑红，不发一言。
有时候，他们会互相挑最刺痛的话扎向对方。
“你像你娘！”
“你才像你娘呢！”
明明有一万种表达方式，他们却偏偏选择最戳心、最气人的那句。充满仇恨和敌意，惯性是如此顽固。
居家办公的日子里，我和母亲突然多了很多相处时间，必须要面对彼此。
一天下午，我终于向母亲问出了那个问题：外婆为什么选择了自杀？
长久以来，外婆自杀这件事在母亲那一辈亲人的语境里，就只有”她想不开，然后自杀了”这个含糊不清的解释。
我的话刚出口，母亲的眼泪就开始在眼眶里打转，不断奔涌而出。
一开始她还是回避的姿态，说，事情都过去了，提也没用。但显然，记忆并没有放过她。她也需要向人倾诉。母亲记得外婆自杀前后的每一个细节。只是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坐下来，认真地向她询问、聆听。
她本来手里还在剥从外送平台上新买回来的蚕豆，不断涌出的泪水，让她的手顾不上蚕豆，全拿来携鼻涕了。那半个小时里，我面对的是一个泪涕横流的母亲。 我只能不断地拥抱她，递纸巾给她。
外婆自杀前，母亲跟外婆大吵了一架。
那是1989年秋天，正是黄豆收获季节，母亲刚嫁给父亲不久。母亲嫁给父亲并不是自主选择，而是外婆强迫的。用我母亲的话说，她牺牲了自己，给自己最小的哥哥（我六舅舅）找到了老婆，也就是我姑姑。
在母亲的记忆里，她先是跟父亲吵了架，然后回娘家找外婆诉苦。本以为可以得到外婆的支持，但外婆没有站在她这边，反而说她不听话，劝她好好过日子。母亲绝望极了。
“要不是你让我嫁给他，我也不至于过这么苦的日子！”无助的母亲把一切的责任归结于外婆。
作为外婆中年后才生下的孩子，母亲得到了不少疼爱，也格外依恋外婆。当时她很顺从地听了外婆”成全哥哥娶到老婆”的建议，以换亲的方式嫁给我父亲。这是一切悲剧的起源。
我认识母亲的时候，她就是我的妈妈了。她总跟我说，她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候是”做女孩儿”的年月，无忧无泪。我曾在老家木箱子中的布包袱里，看到过母亲少女时代的老照片，她和她的五个表姐妹站在一起，位于后排居中，穿着扣子扣到脖颈的衬衫，笑着露出了洁白的牙齿，一根长辫子搭在左胸前，她看起来那么有生命力，眼神亮晶晶的，充满喜悦。少女时代的快乐太短暂了，顺从我外婆的母亲并没有得到幸福，她对生命真正沉重的理解，是从结婚后开始的。
年轻时的她并不爱我父亲。婚后的生活简直太穷了，许多方面都与预想中差很多。那一天吵完架，寻求娘家安慰无果后，母亲简单收拾了包袱，离家出走了，去了三四十公里外的姐姐家。
第二天，有一个老家的人来送信，说外婆去世了。
母亲几乎昏过去，瞬间变成坚硬的石块。
她不知道是怎么跟着自己的姐姐、姐夫又回到娘家的。她就这么失去了自己的母亲。长久以来，母亲都觉得，外婆是报复自己，用死亡惩罚她这个女儿。
这成为母亲心里的一根刺，生命里的重大创伤。她没有与自己的母亲好好告别，没有好好完成分离。她与外婆的对话一直在持续，即使外婆已是一个消逝的人。
三十多年过去了，母亲已经快到外婆离世时的年纪，她梦到外婆的次数越来越少。在梦里，外婆经常生气，一句话不说，脸色阴沉。还有一次，母亲梦见外婆跑了，跑了五年，突然回来，却不进家门，躲起来了，母亲到处找找不到。她常常在一身冷汗中惊醒。
外婆离世时，母亲才结婚两个多月，年轻的她承受着失去母亲的痛苦，承受着生活的重压。
三个月后，她肚子里有了我。
第二年秋天，生我那天，母亲在地里收了一天的玉米。晚上回家的时候，已七个多月身孕的她背着一篓玉米，上面还架了一小捆高粱。母亲说，那时候很有劲，像是骡子变的，驮重不知道驮轻。子夜时分，我穿过黑暗，来到人间。我出生后，母亲从窗户上看到了天边的亮光。我是一个早产儿，出生七天，都不知道如何吃奶，母亲用滴管一点点喂。“你跟小猫咪一样，整天睡在我怀里，胳膊就是你的枕头。”稍长大后，我仍是一个”药罐子”，三天两头去村里的赤脚医生家扎针、打点滴。有好几次，在生死一线上被抢救过来。“养你一个等于养两个孩子。”
对母亲来说，记忆是生动的，是炽热的，也是永恒的。只不过以往她没有说出来，现在有了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们母女穿过时间和痛苦，达成连接。我想，外婆也许怀着巨大的愤怒，怀着对奉献和回报有着巨大不平等的绝望，选择离开这个世界。母亲的眼泪让我感到不安。外婆自杀这道伤口，在母亲这里似乎永远无法愈合，也是我们整个家庭共同的哀痛。
七年前，当我选择了自己的爱人时，母亲表现出激烈的对抗情绪。我的爱人不是陕西人，家里不富有，跟我一样是”小镇做题家”，甚至还有些文艺，做一些不切实际、无法获利的事。母亲在亲人面前哭诉我的种种不是，不能自已。
她曾经无数次暗示我，重复讲一个我也曾见证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题是”远嫁的女儿，伤心的母亲”。
2012年夏天，母亲和父亲一起在离西安250公里外的韩城下峪口煤矿上务工。大学二年级暑假的后半段，我从湖南长沙坐火车到西安，再转近三个小时的汽车到下峪口县城，然后坐5块钱一趟、专门从县城拉客到矿区的”黑车”，抵达父母所在的下峪口五里桥矿区，在那里待了短暂的一周。
父母住在半山腰的工棚里，那里有一排房子，蓝色彩钢瓦的屋顶，水泥砖垒成的墙。父母占据了其中两间，一间用来住，一间是厨房。空气很脏，每个人脸上、身上都是煤灰，房间里没有一处是白的，被套、床单都漆黑，杯子的杯底都是沉淀的煤灰。工人们放工经过我们工棚的时候，全身也是黑的，只有眼睛是亮的。他们称呼对方为”黑鬼”。我也变成了 “小黑妞”，身上永远灰扑扑的。矿工们常跟父母开玩笑：“你俩是给别人供的大学生，将来会被狼吃了。”
置身于那样的环境中，我感到很害怕。我跟母亲形影不离，她干什么我都跟着。
我跟她一起上山摘花椒。矿区的山头上是一片片的花椒树，矮矮的，一丛一丛。暑假正是花椒的成熟时节，母亲在中饭至晚饭之间，半下午的时候，在当地村民的招呼下摘花椒，摘一次能挣二三十块，我去给她做帮手。我们一起爬到高高的黄土堀上，成片的花椒树结着细小如红豆一般圆润紧致的果实。虽然采花椒时很扎手，但我还是很愿意跟着母亲一起去。我可以逃离矿区那呛人的煤灰。因为过度开采，山上到处是煤坑，这里一个大洞，那里一个大洞。我和母亲手牵手，小心翼翼，从来没有掉进去过。我跟她的关系变得像朋友一样，她问我在学校的事，帮我梳理头发，甚至问起我有没有喜欢的男孩。有好几次，我和她一起爬上山头专门去看黄河，河水很黄，很浑浊，在蛋黄般落日的光照下，平静得几乎静止。
有一天早上，我们听到隔壁的阿姨在哭。阿姨也是商南人，跟丈夫一起住，丈夫下矿井，她负责照顾日常生活。早前，夫妻二人在老家跑乡村班车，阿姨因为一场车祸受了伤，做了五次手术才勉强站得起来。母亲问阿姨，为什么哭？阿姨说，她的女儿在湖南念了大学，大三就嫁给了一个湖南小伙子，对方家里很穷，女儿给人家生了一对儿子。女儿、女婿这几天来矿上看她，刚刚搭车走了。看到女儿过得艰难，她塞了 1000块红包给女儿。送走女儿后，阿姨收拾床铺时才发现，女儿又偷偷把红包塞回枕头底下。阿姨泣不成声，母亲劝都劝不住。当阿姨得知我也正在湖南读大学，便哭着劝诫母亲，不要让女儿远嫁。母亲紧紧抱住她，安慰着她。
我沉默着，见证了这个令人悲伤的场景。
第二天一大早，我离开矿区。母亲送我，因为要赶班车，她让我走前面，她走后面，手里还拿着干花椒。
她走得太急，把我推上班车之前，她一脚踩到我右脚的小拇趾上。很痛。我在一阵锥心的疼痛中，驶离了矿区，把母亲甩在身后，甩在了那个肮脏的环境里。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了。
我谈恋爱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跟母亲变得疏离，我怕惹她生气，尽量少跟她透露我在深圳的生活境况，报喜不报忧。她在商山脚下，我在深圳，距离太远，我们彼此都管不着对方。
如今，她和我们生活在深圳。我不知道当年被母亲踩伤的脚趾后来是怎么好的，只是直到现在，我右脚小拇趾仍伸不直，也没什么知觉。但我将这件事说给母亲时，她怎么都不承认，她只记得我离开矿区的前一天，那位女儿远嫁湖南的”伤心的母亲”。她在那个场景里，似乎预感到了自己女儿未来的婚姻。
我想，除了我叛逃了她的”算计”之外，母亲当初极力反对我对另一半的选择的原因，有一大部分是担心我会落入跟她一样”一生为生计奔波”的命运。母亲原本有机会摆脱命运的安排。但她上小学的时候，时代动荡的涟漪在乡村还远未消去。
母亲在七八里路之外的村里走读。当时的校长发明了一个早上”抢红旗”的竞赛活动。哪个生产小组的学生最早抢到红旗，就能得表扬，有红花。为了抢到红旗，母亲天不亮就被喊起来上学。那时候也没什么零食，母亲常常饿着肚子出门上学。
有一天，同生产队的一位女孩说，我们别上学了，在家里搞副业吧！母亲就这么跟着失学了。当时的老师来家访，找母亲和她的同伴时，她们吓得躲到了山上。 对于母亲的失学，外公外婆似乎很自然地接受了。母亲就这么不可思议又顺理成章地放弃了读书机会。
母亲曾无数次说起过她对放弃读书的后悔之意。天下若是有后悔药，她一定愿意吃一颗，在十岁那年，重新回去念书。她明白她是同学中间天资聪颖的那一个，母亲常说的一个例子是，二年级期末考试的时候，一道数学题是关于”闰年”的计算题。全班只有她一个人解出来了，连留级生都没有做出来。
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到这个秦岭南麓的小村落。已经结婚的母亲了解到读书原来是他们这一代人跨越阶层改变命运最主要的途径时，除了后悔，还有对命运不平等而感到的深深的无助。她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也无法原谅自己。她和父亲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拼命供我和弟弟读书。
当母亲抱怨婚姻的无趣，抱怨怎么嫁了像我父亲这样的人时，会顺带提一句，如果读了书，她应该能走出去，嫁给一个医生、老师或者商人。总之家庭条件会比父亲好很多，会比父亲更浪漫，更会疼人。
当我提醒她回过头去看看跟她一起失学的同龄人，都嫁给了什么样的人，获得了怎样的命运；当我告诉她，妈妈，你也一直很努力，从没有放弃实现目标，你也很棒时，母亲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即使她已经进入老年，也从来没有停止人生或许有另一种可能的想象。她与父亲的结合，就像是火与冰的相遇。他们生了孩子，一辈子为了生存挣扎。我父亲读完了高中，但限于贫困的家庭背景，他本可以当民办教师的名额被剥夺，成为一个农民。他一辈子辗转于各个工地打工，有时还带上母亲。
在生活的艰辛磨砺下，母亲不得不一次次认命。父亲成了承担母亲情绪的一个出口。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成了一个越来越沉默的人。基本放弃了对生活的掌控权，任由母亲安排一切。
我跟母亲相处的时间越久，越意识到，是她所经历的过去和所处的恶劣环境让她成为了现在的她。我无法改变母亲认知世界的方式，我也很难改变我自己。
与理想中的天伦之乐不同，我们面临很多摩擦，甚至是”冲突”。我们深陷彼此纠缠、负担和依赖的关系。
我们是母女，只能磨合，她不会放弃我，我也不可能放弃她。
有时候，矛盾会集中在同一时段爆发。
小区终于可以自由出入的那一天，同在深圳工作的弟弟来家里做客。他带来了恋情进展并不顺遂的消息。 整个晚上，母亲都心不在焉。
她一直在抱怨父亲，说他打断她的话、不长眼睛之类。即使弟弟到来，母亲明明是开心的，但她的控制欲和焦虑也让整个氛围处于紧张状态。她催父亲快点干活，说弟弟要赶车，要早点吃饭。可是弟弟第二天不用上班，当时才下午6点钟而已。母亲似乎从来没有学会从容，当她发现无法强迫我和弟弟按照她的意愿开展生活后，她有些气急败坏。她总是强迫父亲，但从没想过要和父亲真的分开。“女人是箍桶的蔑，没有女人，一家人就散了。”在母亲的观念里，有了孩子，死都不会离婚。 我七个月大的时候，母亲曾经带着我，要下河南，被父亲追了回来。那是她唯一次在离婚上准备做出行动。
母亲看不惯我的花钱方式，认为我大手大脚，不存钱。我很生气地回总了她，说她的逻辑总是我过得好了是因为她供我上了大学，我过得不好则是因为不听她的话。她强烈地批判我，说我像牛一样犟。她举了很多”失败”的例子给我听，说我将来会像村里最失败的人那样，过着穷苦又落魄的日子。
每当我做的一切决定，显得跟她毫不相干的时候，她最生气。
她用她理解的为我好的方式试图让我遵从她的计划，但我很少听从。她嘴上说着不会干涉我的生活，但又时刻观察我的生活。一旦我在家里表现得不开心，她总会怀疑我在给她脸色，嫌弃她。我以前不理解为什么有人说，家是令人窒息的地方，想要寻找一个地方遁逃。在这种时刻，我觉得那种能放下一切牵绊，去找到自己空间的人，其实是很自由的。
她是那么传统，愤怒，激烈，控制。我想如若我是生活在民国之前，我的母亲估计是那种会按住号啕大哭的女儿给她包小脚的母亲。我想如果我在生活中遇到像她这样的陌生人，我不会想跟她做朋友。但她是我的母亲。她又是那么软弱，她的眼泪总是比我先流出来。她表达强硬的唯一方式是：“你给我买票，我要回商南！ 要不是为了挣几毛钱，我才不待在你这里！”
我想起自己对她态度不好的时刻：教了无数次查工资的方法，但她每次仍在发薪日让我帮她查验是否到账：教她拼音输入法，但每次需要发文字消息时，她还是让我代劳。我想逼她学习更多知识，但她总以眼睛看不清楚书上的字为由而百般推脱。我有些不耐烦，甚至有时候故意不立即帮她做。
她又有那么多爱我的时刻。她总是心细如尘，满足我的各种需求，尤其是当我想吃什么的时候。我爱吃包菜，冰箱里的包菜便没有断过。每当我说我饿了，母亲只要在场，总是动身最快的那一个。我目腹之欲上的满足由母亲承包。母亲发豆芽、包饺子、做包子、腌萝卜，生日的时候她用擀面杖擀出光滑又有韧性的面条，用豆腐、鸡蛋和瘦肉做成臊子。我在她的喂养下变胖，又拼命去公园跑步减肥。
母亲热衷于用微信步数来判断她关心的人那天有没有出门，通过早上锅里有没有剩下的面汤，来判断我是否晚起，是否来得及吃她冻在冰箱的饺子。在深圳，除了我这里，母亲没有别的住所可去。她不敢走远，一旦看不到家附近标志性的银行大楼建筑，就会心慌。我们教她如何坐地铁，但她总在临上车时打不开乘车码。像八爪鱼一样的地铁出口令她恐惧，万一下错了站，找不到回家的路怎么办？虽然她很想能够自如地搭地铁，去更远一点的地方，但没有我们的带领，她难以行动。受限于识字不多，她只能在熟悉的范围内活动。
我跟母亲求和的方式是，抱抱她，然后跟她说”对不起”。当她听到这三个字，大部分时候会羞怯地一笑。 她听到”对不起”时的表情，跟听到我对她说”谢谢老妈”时的表情一样。
我是一个”坏”女儿。十分了解，母亲的软肋是她真诚、耿直、激烈又毫无保留的爱。
面对深圳美丽的公园，母亲总是感叹，深圳为什么这么有钱？这么有钱能不能给贫穷的老家分一点？她也很好奇，为什么每次去公园，无论什么时候，总是有人背着手在闲逛？深圳作为一个打工之城，这些人难道不用上班吗？劳动人民来深圳不是为了钱，还能为什么？
带她来深圳，本意是想让她获得休息，学会更轻松地生活。事实却截然相反。
我试图去总结和理解这背后的缘由，我想也许应该是一种围绕她大半辈子、挥之不去的匮乏感与对缺少金钱的恐惧。一种对失去控制的不安全感。
母亲至今仍可以背诵1976年她小学三年级语文课本上，一个关于勤俭节约的故事。
我们班上有个同学
把馍放在桌肚里
时间一长发了霉
他就扔掉了
同学们发现后
及时帮助他
他满不在乎地说
扔点馍算不了啥
同学们说
每一粒粮食都是劳动人民用血汗换来的
滴水汇成河
粒米凑成梦
我们中国有八亿人口
每人节约一两粮
就可以节约八千万斤
这不是小事
而是大事
母亲成长于匮乏的年代，受这样的教育。饥饿的乌云从未在母亲头顶散去，在心底形成阴影。
母亲坚决反对浪费。
她对我首先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不养娃，要养两只猫？
在她的观念里，猫是牲畜，是用来抓老鼠的。那只在我童年时经常冬天钻厨房锅炉取暖的狸花猫，是不用额外花一分钱去养活的。母亲长年在厨房的窗台上放一个瓷碗，里面盛着用面粉和鸡蛋混合做成的面汤。猫捉不到老鼠的时候，就固定去窗台取食。而深圳家里的两只猫，很少吃人类的食物，只吃猫粮和罐头，用的猫砂也要花钱。母亲不解：“每年大几千块，干点什么不好？”
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关于吃。
她对深圳的物价感到恐惧。母亲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工作的商场里，一小盒牛肉可以卖到70块，一包青菜可以卖16块，一块豆腐可以卖9块……她常用老家的标准来换算，最常用的换算物就是面粉：这一盒牛肉，在老家都能买40斤好面粉了，牛肉一顿就吃完了，真划不来！
在刚来深圳，还未找到自己心目中价格公道便宜的菜场前，母亲吃得很少，几乎不买肉，她自己不吃，也不考虑爱吃肉的父亲。我曾多次劝说母亲，但收效甚微。
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油脂并不十分缺乏，但不好吃。
全家一整年吃到的肉类，都来自母亲喂养了一年、到年底才会宰杀的猪。新鲜的猪肉只能吃到立春前后。
没有冰箱，母亲会在天气变暖之前，把腌制好的猪肉炸出来。在家乡，这叫炼猪油。炸好的猪肉泡在炼好的猪油里面，几大坛猪肉和猪油的混合物放在板楼上。每天炒菜时取一点，从春天吃到夏天，再吃到秋天，直到冬天的另一头年猪长大。一头猪的肉和油，往往一年吃不完，就会留到第二年。等到把旧的吃完，新的又变成旧的了。回过头来，我们经常吃的都是不新鲜的猪肉。
夏天的时候，打开母亲封存的猪肉坛子，油腻的味道扑面而来，让人肚子里泛起涟漪，想要呕吐。有时候甚至会在坛口发现绿色的霉变绒毛。母亲用铲子刮掉霉菌，剩下依旧拿来食用。小孩子无法阻止大人，唯一的抵抗就是不吃。这些油脂混合物，也是父亲每次出远门必带的物品。用矿泉水瓶子密封起来，每次做饭的时候挤一些出来，成为重要的能量来源。母亲总说，外婆一辈子都没吃到一顿油脂丰富的饭，我们这样还算好的。
儿时的村子里，不止我们一家如此。物质上的匮乏，让人们无法舍弃任何一点油脂。人们往往把猪最好吃的部分留到最后，等食用时，肉早已远离了新鲜。这些看起来美味的肉块，经常一咬就掉渣，让人的舌头产生瘙痒感，难以下咽。
如今在深圳，母亲仍不会放弃任何剩饭剩菜。
吃饭的时候，她要求我们吃掉碗中的每一粒米。如若电饭锅里的米吃不完，她会仔细用勺子刮锅底，同样做到一粒米都不剩。
母亲的上班时间是早上7点，6点半起床的她常常没有时间做早饭。如果头天晚上的晚餐是米饭，她就把剩下的饭菜留到第二天早上，用开水拌饭吃。如果我们趁她不注意扔掉，母亲就会很生气。再后来，每次吃完饭，她都抢着收拾碗筷，以防止我们偷偷扔掉剩余，直到我们在这个领域失去主权。
来深圳100天后，母亲终于发现一家便宜的菜场，离我们租住的地方有两个红绿灯的距离。母亲从此便只去那里买菜。菜场位于马路边，在一排老居民区的一楼，三四平米的开间，长长的货架上摆满了菜，形成了一个热闹的集市。清早就开市，随着开门时间的延长，菜价越来越低，直到晚上打伴。
来这里买菜的也几乎都是跟母亲年纪差不多大的老人，母亲找到了同类。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没几个年轻人，很吵闹，老人们夹杂着各自的方言，热烈交谈。
对这些老人来说，这家菜场里的东西不只便宜，还有别的超市所没有的优点：售货员会耐心地给不会用手机支付的老人找零钱，并且允许他们挑菜。每个货架前几乎都站着老人，他们的双手在货架上扒拉，做着同一件事一把蔬菜不新鲜的部分掰掉，只称新鲜的部分。 卖杂粮的区域也如此。老人们把手伸进花生米堆，挑出颗粒饱满的，再装进塑料袋。
母亲每次买菜都要赶晚上7点钟之前去，否则菜品就所剩无几或者吃闭门羹。每到傍晚，菜场地板上到处都是被丢弃的菜叶。打岸后，员工把这些菜叶扫到门口，堆在一起。一些环卫工会来光顾，在这堆烂叶里面寻找还算新鲜的，带回家去。
母亲对价格异常敏感，从省钱中享受乐趣，甚至找到了一些道德优越感。她常常拿自己买的菜与我在网上买的菜对比：她2块钱买一大把葱，而我只买到几根，她买到的土豆只要2块4，而我的却要3块5；她买的豆腐有香味，很瓷实，而我买的，刀一切就垮架。遇上便宜的苦瓜，她会一次买五条，萝卜一次买三根，胡萝卜一次买一捆，洋葱一次买一袋——只是因为便宜。但她还是几乎不买肉，因为再便宜的肉也比蔬菜贵。每当我从连锁超市买回猪肉、牛肉，不小心让她看到小票上的价格，她都会惊呼：“咋得了哇！你买的是龙肉吧！”
母亲最爱买的是土豆。还在农村生活的时候，他和父亲每年要种上万斤土豆。在深圳，时间充足的时候，她会在傍晚6点多吃完晚饭后，带上几个布袋子，去特价超市里挑土豆，然后等着，等到打折时间开始，再付钱。有时候，她能买到9毛8一斤的土豆，“简直太便宜了！”同是等着打折的老人看着母亲挑选出来的几大袋土豆，问母亲：“你买那么多干啥？你家开餐馆的啊！” 母亲笑笑，不置可否。土豆买得多了，母亲一个人扛不动，只能向父亲求救，父亲便晃悠悠去帮忙。我家的沙发底下永远有吃不完的土豆，沙发底相当于母亲在老家后山上的地窖，每次做饭，母亲就从”地窖”里掏几个，用它们做土豆面、土豆饼、酸辣土豆丝、土豆蒸饭、炖火锅、红烧土豆……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她对省钱如此”迷恋”。她的耳朵像兔子一样灵敏，眼睛像老鹰一样尖。在洗手间，在厨房，若是我忘了关水龙头，她会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大喊：“水龙头没关吧？”有时，她会在我行动之前，忘记腿疾，健步如飞地冲进去关掉。我每天比她晚出门上班，有时候忘了关风扇，有时候忘了关洗手间的灯。
母亲下班回来，看着转了一天的风扇，亮了一天的灯，她脱口而出的是：“瞎了，这女子又费了好几度电！”
也许是一代人的共性，母亲很少表达她想要什么，经常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我每个季节给母亲买一套新衣服，但她很少舍得穿，总是穿着工作服。她总说，那些衣服，她一辈子都穿不完，不要再给她买了。但其实，她只是自己舍不得买一件，每当拿到新衣服，她还是很开心，只是试穿后就压了箱底。我不知道怎么改变她，只能在她每次出门的时候提醒她，可以穿穿新衣服。
我们常因为”衣服”问题吵架，她在我拿回装着衣服的快递时，总是皱紧眉头。在我童年的时候，母亲很少给我买衣服，一般只有过年时才有新衣服穿。关于我
是如何缠着她想要一件新衣服的故事，她能说出一梦筐。她总给我买大一号的衣服，因为她”算计”着可以多穿两年，于是我一直穿着不合身的衣服长大。然而，现在每当我买回”大号”衣服，母亲都会做出”不合身”的评价。我如此爱买衣服，并且如此理直气壮，可能也是一种对匮乏的”复仇”。
保洁的职位，接触最多的东西就是各种被丢弃的”垃圾”。自从母亲开启她在深圳的保洁生涯，家里便经常凭空多出一些小东西，比如折了一条腿的小狗摆件，叶子变黄、根还有救的各种植物，已经不响的风铃，脏了的玩偶……她甚至还”为我”捡回了一个猫爪造型的沙发。一开始我很反对，但架不住她捡回来偷偷放进自己的房间里，只好跟她说，喜欢就捡吧，只要别有一天捡一个床回来就行。
她没有捡回床，但她捡回了一个老式的蝴蝶牌缝纫机。缝纫机是小区一户装修的人家送给她的，机身上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父亲用拖车拖回了家。母亲搬来高脚凳，坐下来熟练地检查，原来机头生锈了，无论如何踩踏板都转不起来。母亲带着笑意，不断地调试，依旧失败。
我在五十三岁的母亲脸上看到了年轻的母亲。她坐在老屋卧室的窗户下，像水银一样的阳光一片片从窗子照进来，母亲坐在四只腿的高方凳上，脸上漾着笑容，弓着背，手脚并用。缝纫机机头上的针上上下下，线在针孔里飞速滑过，布料在她手里进进退退，变幻成各种边边角角。脚跟和脚尖轮换，在脚踏板上”扑通扑通”。 她在缝纫机上给我和弟弟做衣服、扎花鞋垫、做书包，针脚整齐密实。同时，它也是我们的写字台。
我的童年在母亲的注视下长大。她总是用清澈如冷水河夏日碧水般的眼神，长久地注视着我。尤其是我趴在缝纫机上读书或写作业的时候，从背后都能感受到她的目光，有时我忽然扭过头看她，她会显得羞怯，假装看向别处。
母亲没修好捡来的蝴蝶牌缝纫机，它被用来做了一段时间的置物桌。后来，因为家太小，缝纫机又实在太占地方，就被当作废品卖掉了，卖了70块。
那些别人丢弃的东西，她总是觉得有用。一旦我说家里缺什么东西，母亲就会阻止我购买：“你先缓缓，我帮你捡回来。”她不能理解好好的东西为什么要扔掉，万一哪天用得上呢？
我想，或许在这座富足的城市里”捡拾”别人的丢弃之物，对母亲而言，有着不劳而获的欢喜，带着探索和发现的趣味。
母亲工作的写字楼经常会有一些被丢弃的绿植和花束。
被丢弃在电梯间的白色满天星，用黑色包装纸、红色丝带扎着。母亲看到后，拍了照片发给我，问，这花挺好看的，你要不要？要我就带回去。我回复她，还挺好看的，没人要的话，就带回来用玻璃瓶养着吧。
但最终，母亲没有带回那束花。她说，下班后拿着这束花进电梯的时候，一个衣服上挂着”工程部”工牌的男人指着母亲手里的花大声说：“这花是上坟用的，你看，都是黑色的包装纸。”母亲觉得不吉利，就把花塞给说话的人，让他扔到垃圾桶。“他不会说话，新嘎嘎、鲜亮亮的花，明明是别人送给办公室的美女的，他非得说是上坟用的。”
母亲也是家里的修理匠。她舍不得扔掉任何可以修补的东西，直到它们坏得彻底，坏到修理的价格已经超过了买新的价格。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母亲的匮乏感呢？但我有时候想，来深圳的人难道不也大抵如此吗？深圳就像一条”贪吃蛇”，吃走我们的满足感。哪怕问年轻人，你来深圳的理由是什么？答案仍可能是两个字：搞钱。
我们和母亲一样，都在用各自的方式，抵抗着各自人生中的”匮乏”。
母亲和我在深圳的生活累积得越久，我们的相处模式越随意。我们用方言夹杂着普通话的形式说话。我的丈夫是湖南人，当他不在场时，我和母亲会转成方言对话，那就像是一种从记忆里蹦出来的外语。我意识到母亲是我在深圳唯一需要用方言对谈的人（父亲会普通话），这种方言代表着一种很低微的出身，但也让我感到一种独一无二的紧密联结 些词句只有我和母亲能懂。
母亲拥有丰沛的方言词汇库，那是她的地下宝藏。
聊天的时候，那些词语仿佛是从深层的岩石中沁出，朝着地下水的出口涓涓涌流。母亲的方言是立体的，构造出多维的世界，声色俱全。母亲经常用方言给我”放电影”。
我有时候会把头靠在她的臂弯里，闻着她身上从写字楼做完一天保洁后带出来的倦怠味道。我会想起，她带着年幼的我去山上背柴火的场景。我们爬了很久的山道，山里的树木散发出迷人的清香。中间走累了坐下，我在母亲怀里休息，她拨弄我的头发。说了什么我已经忘了，只记得那天阳光很好，我们坐在山路旁堆积起来的枯叶上。母亲那时候还很年轻，她身上的味道很和煦。
靠在母亲的臂弯里，我玩弄着她的双手。我发现她的手指关节凸出，皮肤上有红色的小孔，变得很粗糙。问起来才知道，这是漂白水腐蚀的痕迹。虽然她一直在吃钙片，但她的腿每到阴雨天还是像天气预报一样准时地疼痛起来。
母亲在这栋写字楼做保洁已经快半年了，我还没好好问过她，每天过得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