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刘禅采用谯周的建议而降魏，裴松之在《三国志?谯周传》中引用了孙盛的冷嘲热讽：《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称天子而可辱于人乎！谯周谓万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礼希利，要冀微荣，惑矣。且以事势言之，理有未尽。何者？刘禅虽庸主，实无桀纣之酷，战虽屡北，未有土崩之乱，纵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东鄙以思后图。是时罗宪以重兵据白帝，霍戈以强卒镇夜郎。蜀土险狭，山水峻隔，绝岩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据江州，征兵南中，乞师东国，如此姜维、廖化五将自然云从，吴之三师承命电赴，何忧无所投寄而虑于必亡耶？观古燕、齐、荆、越之败，或国覆主灭，或鱼悬鸟窜，终能建功立事，康复社稷，岂曰天助，抑亦人谋也。向使怀苟存之计，纳谯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构，令名之可获哉？刘禅既暗主，谯周实驽臣，方之申包、田单、范蠡、大夫种，不亦远乎！
然而冷静分析，这些激烈的言辞未必公允。这里首先进行一个对比，晋灭吴时孙皓最后采用光禄勋薛莹、中书令胡冲的建议降晋，裴松之在《三国志?孙皓传》末同样引用了一段孙盛的评论：孙皓淫虐放纵，酷虐众生，晋绝其祚，如汤武革命，汉高奋剑，是顺应天意。孙盛这时既没有谴责薛莹和胡冲，也未提亡国复国的事情。孙盛是东晋学者，东晋偏据江东，偏安一隅却自充正统，类似于蜀汉，故其学者的观点不免偏颇。他的话，其实是说给东晋小朝廷听的，因此他以蜀汉类比东晋，“劝”刘禅硬挺却夸孙皓识相。其次，根据《三国志?孙休传》及《三国志?霍戈传》注引《襄阳记》记载，魏发动灭蜀之役后，蜀汉都督巴东的右大将军阎宇被召回，阎宇留二千人命令巴东太守罗宪守永安。蜀向吴告急后，吴将丁奉进攻寿春，丁封、孙异救蜀，留平、施绩驻南郡为机动。后来吴军听说蜀汉投降，以救援之名行袭击罗宪之实，罗宪对这样见利忘义的行径极为愤慨：“趁火打劫，这就是你们的道义？何况你们还能撑几天？我决不做东吴的俘虏！”随后他激励将士坚守顽抗。不久后钟会邓艾相继兵败身死，东吴见到益州出现权力真空而再起吞并西蜀的野心，连身上的羊皮都扔掉后派抚军将军步协西上，直接要攻拔罗宪这个绊脚石。罗宪知道势单力孤，反过来派参军突围向魏国的安东将军陈骞求救，并力战击退东吴的"侵略"。兵败后的吴人大怒，派出王牌镇军将军陆抗(陆逊子)增兵三万围攻，直到六个月后司马昭派遣荆州刺史胡烈攻西陵救罗宪时吴军才撤走。可见，罗宪守军只有两千，不是重兵，而东吴的"盟友"关系根本靠不住。这个问题其实好理解，兵败国破的刘禅又凭什么继续和东吴称兄道弟？刘备得益州，就是因为刘璋引狼入室，刘禅求东吴，也好比饮鸩止渴，其最好的结果不过是重蹈刘璋的覆辙。如果继续凭借本身的力量抵抗，姜维从剑阁撤退后无险以据，与蜂拥而上的魏军进行野战凶多吉少。此时蜀汉的安南将军霍戈驻守南中，大概有万余人马，是唯一可以借助的力量。即使姜维与刘禅成功退至南中与霍戈会合，面对外敌和内叛，恐怕也难以支撑。原因很简单，刘禅不像刘备，胸怀大志并且有百折不挠、化险为夷的本事，昏暗无能的刘禅只剩下败落家业、丧权辱国的能耐，而蜀汉群臣中有多少人真能和他同甘苦共患难？更何况一万人的驻军本身就证明那里并不太平。弱国庸主即无法在乱世立足，非等劣到桀纣的地步才会灭亡，没有道理。另一方面，刘禅即使南退南中想当勾践，司马昭也不是夫差；纵使谯周要学申包胥，孙休也不是秦哀公，而是多尔衮并会把其变为吴三桂。刘禅把社稷当儿戏，故他不会死社稷，卿大夫为行将就木死位，除了留下一个烈士的虚名外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由于《三国演义》的渲染，蜀汉给大家留下了相当好的印象。但从现有的史料中看，这样的印象并没有事实依据。蜀汉的灭亡，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军事状况恶化的必然结果，并非偶然，不是靠什么人的个人能力能够挽救的。刘禅姜维谯周等不过是这一过程的殉葬品。从魏国的角度看，这次行动计划周密准备充分实力雄厚，邓艾钟会也体现出了相当的军事素养，各自在关键时刻对汉中和阴平的处理都干净漂亮。诸葛绪的表现虽然不算出色，但中规中矩，战役第一阶段时他对阴平一带的威胁直接拖住了蜀汉阳平关方面援军的后腿，其作用不能忽视。最为关键的是，三路大军左右开弓在事实上达成了默契的配合，因此魏军在短时间内取得重大战果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灭蜀的决定性一击是偷渡阴平，这个战役本身确实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回顾整个魏灭蜀的过程，恩格斯的一句名言为这个偶然性的最佳注解，必然性总是通过偶然性来体现的。